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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有时我喜欢安静,有时我喜欢热闹。 有时我喜欢加入人群,有时我喜欢远离他们,独自呆着。 冬天我渴望阳光,夏天我盼望下雪。 春去秋来,不变的是我的学术信仰、志向和兴趣。一直思考着:什么是语用?为什么要研究语用?怎样研究语用?研究语用需要具备哪些素质?谁在研究语用?语用研究的走势如何?存在哪些问题?等等。 我深信“宁静”方可“致远”的道理,努力走向这种境界。 求学、求真的路上,深深领悟到过程决定结果,过程大于结果,远远大于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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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语言变得越来越烂了   

2016-02-06 20:18:5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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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语言变得越来越烂了 严歌苓 02-04 16:02 (文艺生活周刊采访续)记者:夏晏 配图:日本摄影师国分真央 “自律比灵感更重要” 无论是对严歌苓的前期了解还是在采访过程中严歌苓给人的直观感受,“克制”成为我对她印象最深刻的地方——克制的情感表达,克制的行文线索,每天固定写作的进度。我也同时在想,对自己的克制是会带来规律的创作,还是会扼杀掉来之不易的灵感,这种克制,对于创作者而言真的是必要的么? 《文周》:您是一个接受过专业培训的作家,您出了这么多书,现在,您在创作过程中还会特别重视技巧性的东西吗? 严歌苓:我在学校时也没有多少技巧训练,(学校)就是让我们大量读文学作品,大量写作,作家要靠大量的读和写来提高自己,不能够去说因为没有灵感就少写一点,那是胡说。写作本身是就对作家很好的自我训练,很多作家的失败在于没有自我纪律,坚持写作本身会是一种自律,我的舞蹈演员的经历会帮助我,教会我自律。 《文周》:所以您觉得对于一个作家自律比灵感更重要? 严歌苓:灵感是一个非常空,非常俗套的借口,灵感降临于有准备之人,你铺开了纸,说不定哪天灵感降临你就写出神来之笔,如果你整天就在那儿混,瞎扯,那个灵感就错过了。 《文周》:听您说话,感觉您很克制,不管是写作过程,写作用词,个人生活,还是作品创作,都很克制,您不会大篇幅地去宣泄感情,这是一个小说家的必备修养还是仅仅是您个人的特质? 严歌苓:我读书的时候就读名著,没有多少作品是我没读过的,一有好的作品出来我就会买来看,我觉得小说家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有理性,艺术创作是很感性的,但如果你不克制、很滥情的话,艺术表达就不会很准确。有时候我也抒情,但是之后会觉得不好意思就把它删掉。 《文周》:先过把瘾再删掉? 严歌苓:对。《陆犯焉识》我删掉十万字,原来四十多万字,后来变成三十多万字。我看好的小说,从《红楼梦》到国外的很多优秀作品都是有节制的。 《文周》:我觉得创作中理性和感性的把握是很难的,您去写一个故事的时候会有架构么?写作的过程中会不会出现失控的状态? 严歌苓:我有一些原则,第一天写,第二天改,改完再接着往下写,改的时候会删掉很多,第一次写你要很奔放,第二次你要尽量精简,比如三句话来形容,如果每句话没有渐进,都在一个层次上表达,那么就要把另外的话剪掉,选择一个最准确的表达办法。 像海明威,他不是我最喜欢的作家,但是他讲了两句话,你可以看出来他怎么形成这种最凝练的表达,他说:“我是站着写,所以没有时间写废话,我是坐着改,所以可以把所有的废话都改掉。”你可以想象他们是多么讨厌 wordy,wordy 就是拉拉杂杂全是语言的感觉,很多翻译家觉得中国作家太 wordy,废话很多,哇啦啦一堆,讲了半天有多少可以取出来的呢?要不你就像唐诗宋词那样情绪写得那么好也行,没有在叙事也可以。 “文学家的责任,就是把祖国的语言变得更美更丰富” 可能是生活在国外的缘故,严歌苓给我的感觉不像其他同代的作家。她爱去俱乐部喝酒见朋友,常年在各国旅行,说一口流利的外语,我们的聊天也很少涉及故乡或者土地这样的情结,这样的“洋派”区别于王安忆那样的“海派”,也区别于贾平凹那样的“乡土”,她没有生活在这片土地上,却从这片土地上不断汲取营养,她一样深刻,并且动人。 《文周》:现在 90 后看的书大都是郭敬明和韩寒,看严肃文学作品的年轻人越来越少,您有没有想过创作一些更符合新生代读者口味的作品? 严歌苓:我迎合不了。缴枪不杀是不可能的。缴了枪我还得杀,一直就是这种结局,艺术创作者她只能创作生命里有的东西,没有的是创作不出来的。 《文周》:您也觉得没有必要去迎合读者? 严歌苓:我觉得我的读者已经很多了,《陆犯焉识》有 70 多万的书可以卖掉,网上也有我的盗版,我的很多熟人都是看的盗版。(笑) 《文周》:很多作家会强调作品对历史的传承意义,您的作品也写过一些敏感的历史时期,是出于这种考虑么? 严歌苓:任何东西能存在和流传的结果,你人工控制不了,你想要去控制的话,想得太多会让你的文学价值和艺术价值都没有了。我想的就是怎么样用中国语言把我的故事变得更好,我觉得现在中国的语言变得很烂,文学家有一个很重要的责任,就是把祖国的语言变得更美更丰富,其他的历史责任、社会责任、政治责任那不是艺术应该承担的责任。 《文周》:您为什么会觉得中国的语言变得越来越烂? 严歌苓:大量的手机、博客、网络写作(造成我们的语言丢失了)。我们的古汉语,我们的诗词里面有很多极其美的语言(都消失了)。五四的时候,用白话文其实已经使得很多传统断裂了,汉语感觉是注水了一次的。你看《红楼梦》当年写白描是多么美,虽然也是白话,五四以后的作家非常好的没有见过,没有让我觉得特别棒的;文革又造成了人们讲套话的习惯,我们的语言又被破坏了一次;现在信息时代人们讲很多似是而非的语言,很多语言都不准确——喜欢在网络上用谐音字,虽然很聪明,但是我觉得(语言最重要的是)怎么传神怎么优美,怎么让每个字有含金量。不要讲废话,一句话写出来的文字有多大的信息量,你形容的东西要有多准确,这些都是古汉语里面最好的东西。现在讲一句话,那句话可以不在那儿,一句话可以拧掉很多水分,讲了一大堆也没有讲出来他到底想要讲什么。这都是我非常伤心的地方,我希望我的故事,我的小说能把汉语写得更好一些。小说,说到底就是语言的艺术,就是用语言来创作,来表达你的思想,讲你的故事,民族的故事,我觉得语言是我非常重视的部分。 《文周》:说说您最喜欢的作家吧? 严歌苓:分阶段吧,我年轻的时候喜欢罗曼·罗兰,像是交响乐,后来喜欢托马斯·曼,还有一个后来变成美国人的俄国人,叫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写《洛丽塔》的,这是他对英文的贡献,英文不是他的母语,但他把英文写的比美国人还要好。这是我刚才的观点,好作家应该把语言写得更美更好。 《文周》:托马斯·曼和纳博科夫这两个人,您喜欢的原因是同一个吗? 严歌苓:对啊,托马斯·曼的德文写得非常好,当然一定要我挑一个的话,那就是加西亚·马尔克斯,不光是《百年孤独》《霍乱时期的爱情》,还包括他的中短篇小说集,你看我床头放的就是。难得的想象力,他的思想、意向非常棒。 《文周》:国内的小说家您最欣赏的是? 严歌苓:国内作家我喜欢王安忆、贾平凹。我最近在读贾平凹的《老生》。 《文周》:互联网时代会影响您的创作方式吗? 严歌苓:我从用铅笔变成了用电脑,但这个其实非常可恶。之前有一次我丢了一个礼拜写的东西,我一发现没了就赶紧把电脑拿去修,可也没找到,这让我非常痛苦,因为都是意识流的东西,再也找不回来了。艺术和科学的两个不同,一个是必须能够重复,艺术绝对是偶然的。 “多读经典,争取写出经典” 一个小时的采访接近尾声,我内心中的激动却并没有减弱。在这个时代,我们习惯去接受快餐文化,却依然有作家愿意坚守职责,不迎合市场,不谄媚读者,不阿谀奉承,并且,我们的市场和读者依然愿意接纳他们,用实际销量来支持这样的作家,这大概是对创作者而言,最好的福音。我们常说出版业在走下坡路,写作在互联网时代已经不再是一个好的选择,越来越多的畅销书出现,却鲜有能留存于历史的,而我所见到的严歌苓给了我最大的安慰。 采访的最后,我问严歌苓:“对青年作家们说点什么吧?” 她想了想说:“多读经典,争取写出经典”。 “这是最坏的时代,也是最好的时代”,狄更斯的名言放在今天,恰是华语文坛的最好写照。 头条号 / 严歌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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