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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我喜欢安静,有时我喜欢热闹。 有时我喜欢加入人群,有时我喜欢远离他们,独自呆着。 冬天我渴望阳光,夏天我盼望下雪。 春去秋来,不变的是我的学术信仰、志向和兴趣。一直思考着:什么是语用?为什么要研究语用?怎样研究语用?研究语用需要具备哪些素质?谁在研究语用?语用研究的走势如何?存在哪些问题?等等。 我深信“宁静”方可“致远”的道理,努力走向这种境界。 求学、求真的路上,深深领悟到过程决定结果,过程大于结果,远远大于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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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来华天主教传教士对汉语语法的研究?   

2016-05-13 08:57:37|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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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来华天主教传教士对汉语语法的研究? 2015-02-04 董方峰 语言文化研究 一、引言 早在16世纪初,天主教传教士就开始零星地尝试进入中国传教。到16世纪中叶,耶稣会等修会开始成规模地向中国派遣传教团队。这些先驱者中包括大名鼎鼎的沙勿略、利玛窦、范礼安、罗明坚、郭居静、巴范济等。甫一来华,这些西洋传教士必然要先熟悉中国语言,因此,中国语言的描写、研究和教学成为传教士的一项重要工作内容。早期天主教传教士在汉语语音、汉外词典方面的贡献颇为突出,也广受中国知识界认可。[[1]] 天主教传教士在汉语语音研究上的成就早已为外界公认,而在汉语语法研究上的贡献,则直到近年才受到集中关注。来华天主教士大都接受过拉丁语法的训练,有良好的语言学基础,对本族语言(主要是罗曼语言)的新兴语法传统也很熟悉。很自然地,在接触到汉语这样一种全新的、而以前又没有过形式描写传统的语言时,他们或多或少地使用了拉丁—罗曼语法的框架,同时又在尽力地兼顾汉语本身的特性。他们的汉语语法研究,既有广受诟病的所谓“拉丁眼镜”,也不乏对汉语特性的真知灼见。对早期天主教传教士在汉语语法研究领域的成果进行系统梳理,于汉语语法学史的完整书写及当下汉语语法研究依然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代表人物及作品 已知最早的汉语语法是由一个叫胡安·柯伯(Juan Cobo)的多明我会教士,于1592年完成的《中国语语法》(Arte de la Lengua China),但该书已失传,仅在多明我会档案中留下记载。根据档案记载,其后的17世纪还有若干本多明我会传教士汉语语法,但其命运都和胡安·柯伯的语法书一样,难逃佚亡结局。[[2]]本文只能对传存至今且可见的代表性语法文本加以研究,这些文本包括卫匡国(1653)、瓦罗(1703)、马若瑟(1728)等。 (一)卫匡国与《中国文法》 卫匡国(MartinoMartini,1614~1661),意大利籍耶稣会会士、欧洲早期著名汉学家、地理学家、历史学家和神学家,于1643年抵达中国,开始在华传教生涯,其主要著作为拉丁文写成的《中国上古史》、《中国新图志》、《鞑靼战纪》和《中国文法》(Grammatica Sinica)。《中国文法》大约成书于1653年,原著为未出版的稿本。2011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由白佐良、白桦翻译的《中国文法》中译本。[[3]] 《中国文法》分为三章。整体来说,全书举例不多,表达精练,更像是一份汉语学习提纲。第一章论述语音,其实就是一个由三百多汉字构成的音节表。第二章探讨语法,分作“论名词及其变格”、“论代词”、“动词变位”三个小节。由于汉语实际上没有屈折形变,所以卫匡国在第一节讲的重点是:“同一个字因其所在的位置不同,可以是名词、形容词或动词”。第二小节列出了汉语口语的“我、你、他”及其带“们”的复数形式,不涉及文言人称代词。第三小节区分了三个基本时态:“我爱”是现在时,“我爱了”是过去时,“我将爱”是将来时。此外,还讲了已完成行为的表达,如“我爱过了”;或一种延续未完的过去状态的表达,如“那时间爱”。语式有三种:主动式,如“我爱”、“我打你”;被动式,如“我被他的爱”或“我被他爱”、“我被他打”;祈愿式,如“我巴不得爱”或“巴不得我爱你”。第三章仍讲语法,分为七节。第一节“论介词”主要讲述了“前、后、上、下、为”等的用法。第二节详细举例区分了21类副词。第三节区分了三类叹词:表示痛苦,“苦”、“苦恼”、“可怜”;表示赞赏,“奇”;表示惊叹,“於乎”、“哉”。第四节区分了四类不常用的连词:起连系作用,“及”、“而”、“又”、“亦”、“即”;起止句作用的小词,“也”、“矣”;表示转折,“亦不”;表示相反,“虽是”、“然”、“既然”、“若”、“盖”。第五节名为“名词的原级、比较级和最高级”。这一节举的例子,比较级有“更”(更好)、“多”(好多、远得多)、“过”(好过他),最高级有“绝”(绝好、绝小)、“上”(上好)、“得紧”(小得紧、好得紧、大得紧、不好得紧)、“第一”(第一好)。从例子来看,他讲的还主要是形容词。第六节名为“附:代词”,是对前文所述代词部分的补充。第七节论数词及与之有关的小词,除了通常意义上的数词外,卫匡国选出近四十个常用量词,归作一类来分析。著者最后指出,量词也可后置于名词,如“牛一头”、“马一匹”。 总体来说,作为一部草创之作,卫匡国在写作过程中并无太多现成体例可资借鉴,所以只能参照西文语法的大致体例,对汉语语法结构加以扼要介绍。其介绍的例子比较简单,有些例子还有生造以对应西文语法范畴之嫌,且无专门的句法部分,可见作者对汉语研究尚未深入。但同时也应看到,作者指出了位置对汉语词性的影响、量词可先也可后于名词等汉语语法的特点,可见作者并未完全受西洋语法的束缚。不管怎样,作为一部筚路蓝缕之作,卫匡国的《中国文法》对后来者是一个重要的借鉴,也是一个里程碑。 (二)瓦罗与《华语官话语法》 瓦罗(FranciscoVaro, 1627~1687),西班牙籍多明我会会士,于1649年抵达中国福建,开始布道生涯,1687年卒于福建。《华语官话语法》(Arte de la Lengua Mandarina)是他最大的学术贡献。 《华语官话语法》于1682年完成,但直到瓦罗去世后才由多明我会会士石振铎(Pedro de la Pinuela, 1650~1704),于1703年在广州编辑整理后正式出版,[[4]]这是第一部正式刊行的汉语语法。该书原文为西班牙文,2000年John Benjamins出版社推出了由柯蔚南(W. South Coblin)翻译的英译本。[[5]]2003年,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推出了由姚小平和马又清合作的中译本。[[6]] 《华语官话语法》描述的是明末清初以南京话为基础的“官话”语音、语法、词汇系统,体例上基本照搬了拉丁语法的框架,对汉语语法的描写主要基于词类划分及其形态和范畴。词类的划分参考拉丁语法,分出名词、代词、形容词、叹词、连词、动词、介词、副词八类。此外,该书还专章介绍了官话发音、小词、礼貌用语等。 瓦罗的语法分析依照西班牙语法学家内布利亚(Elio Antonio Nebrija, 1441~1522)著名的《拉丁文文法入门》(Introdutiones Latinae, 1481)[[7]]的模式编写而成。根据白姗(Sandra Breitenbach)的研究,瓦罗的《华语官话语法》与内布利亚的《拉丁文法入门》在基本结构、术语、例文类型乃至文字风格上都存在对应关系,并在书中数次提及内布利亚。[[8]]《华语官话语法》是在希腊—罗马语法传统之内,在拉丁语法框架下进行的对汉语语法的初步描写。 在弁言部分,瓦罗指出,汉语并非像很多传教士所说的那样没有语法和规则可言,其形式也不适合优美的文体。相反,汉语有其语法规则,书写依靠音节(即字)而不是字母,它有优美的修辞,是一种成熟的语言。他称根据搜集来的材料和自己的学习研究成果,花了20年的时间编成这部书,其中总结了汉语的规则和诫律,传教士在学习这些规则和诫律的基础上,再辅以广泛的中文阅读,就可以学好汉语。他所谓的诫律,实际上是对汉语从发音到文字乃至文体的整体介绍。 在诫律部分,瓦罗强调了词序在汉语中的重要性。他说,汉语中三个必须牢记于心的事情是词项(即词汇)、声调和词序。如果词不在适当的位置上,句子就会变得不可理解。措辞和词序是汉语的精要所在,缺了它们就不可能正确地说这种语言。[[9]] 瓦罗仿照希拉克斯(Thrax)《语法技巧》划分出的八大词类(名词、动词、分词、冠词、代词、介词、副词、连词),也把汉语的词类划作八类,分别是名词、代词、动词、分词、介词、副词、叹词、连词。而他所谓的名词实际上和希拉克斯以来的希腊—罗马语法传统中的名词概念是一致的,包含了今天所谓的名词和形容词。我们可以看出,瓦罗对汉语词类的划分依据了希腊—拉丁语法,但没有完全拘泥于拉丁语法。譬如。他没有在汉语中生造出冠词这一个词类。拉丁语中有性、数、格之分,于是瓦罗亦依此对汉语名词和代词进行性、数、格的描写,甚至还划出汉语名词的六个格。这样的划分难免生硬,所举例子显系生造硬套。动词部分,亦依拉丁语法,讲述不同时态及语式、语气的变化形式。在基于词类的形态描写部分结束后,只有短短的三个小节,6条构句规则,权充句法。这与之前的拉丁语法结构如出一辙。不过,其后瓦罗又附上了汉语的数词、量词和小词的章节,这显示他对汉语特性的足够关注。 由于这部书保存较完好,又是正式出版的第一部汉语语法,故针对该书的研究较多。[[10]]总体而言,瓦罗的这本汉语语法内容翔实,结构完整,对汉语观察更为细致,分析更为深入,对汉语特性的把握更为准确,因此更多地受到后来者的青睐,也引起了当代学者的研究兴趣。 (三)马若瑟与《汉语札记》 马若瑟(JosephHenri Marie de Prémare, 1666~1736),法国著名汉学家,耶稣会传教士,1683年加入耶稣会,1696年在Collègede la Flèche学院结束为期三年的神学训练,1698年赴华。他于1699~1721年在江西传教,1733年迁居澳门,1736年在澳门去世。[[11]] 马若瑟于1728年完成《汉语札记》(Notitia Linguae Sinicae)手稿,但直到1831年才在马六甲出版,[[12]]并于1847年由J. G. Bridgman翻译成英文在广州出版。[[13]] 严格说来,《汉语札记》算不上一本标准的语法书,更像是一本综合性的汉语语言和文学教材。书的拉丁文名称字面意思就是“汉语语言知识”。全书除前言外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讨论汉语口语,第二部分则讨论古代汉语,亦即书面语。 前言部分共六小节,分别是中文经典文献、词典、汉字、声调、发音、汉语发音总索引。经典文献部分,马若瑟列出了49个题目,范围涉及经史子集,根据年代和写作风格分为9级。发音部分,他列出汉语的1445种音节,每一音节后列出一个汉字及其解释。在这一部分,马若瑟说本书的语音基于官话,但对于官话他却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定义,究竟是基于北京音的官话还是南方官话,马若瑟未加以区分。 第一部分又分成三章,即口语语法、部分常用汉字(16个)和小词、修辞。第二部分分成四章,分别是汉语书面语的语法与句法、小词、汉语的不同文体、修辞。 关于汉语语法,马若瑟没有归纳太多的规则,但例子非常翔实,这是本书最大的特色。他所引的例子都不是自己的创作,而是来自小说、戏剧和经典作品。口语部分的例子主要来自元杂剧和最好的通俗小说,书面语部分的例子则来自宋代及之前的汉文典籍作品。在他看来,学习汉语最好是通过例子,而不是规则。在他与傅尔蒙的书信中,他提到,中国没有所谓“汉语语法”。他所看到的可以称作语法术语的概念是“活字”和“死字”,以及“虚字”。 [[14]]他用了大量例子讲解汉语中的小词、常用词的用法。马若瑟把这些常用汉字和小词看作是了解汉语特性的关键。在他看来,通过了解汉语虚词,以及一些常用词用法来学习汉语远比总结语法规则重要,因为汉语中本来就没有跟拉丁文对应的严密语法规则。 按雷慕莎的说法,马若瑟是第一个在作品中明确区分汉语口语和书面语的学者。[[15]]在《汉语札记》中,口语和书面语占据着同等的地位。强调口语是为了方便学习者掌握听说汉语的能力,强调书面语则是为了方便学习者阅读和翻译汉文典籍,甚至用汉语写作。马若瑟这种区分使他领先于其所在的时代。他区分了口语和书面语的不同语法特征,列举了两种载体的不同小词或者虚词,以及不同的句法规则,让人们看到这两种载体的差异。 《汉语札记》对后来的汉语研究者影响很大。譬如,雷慕莎在其《汉文启蒙》前言中详细介绍了《汉语札记》的内容,指出马若瑟是第一个清楚区分了汉语口语和书面语的作者。同时,雷慕莎也批评本书例子过多,而连接这些例子的规则却过少,所以这部书看起来像是一个短语列表,而不是一部真正的语法。[[16]]在另一篇杂志评论中,雷慕莎又批评说,《汉语札记》没有提到位序理论(theory of position)。[[17]]但我们认为,不提位序理论并非意味着马若瑟对位序在汉语语法中的重要性没有认识。可能的情况是,他希望通过惯用法来让学习者记住,或者领会汉语句法的顺序特征。第一个在英国本土出版汉语语法的萨默斯(Summers)教授在评论马若瑟语法时说:“马若瑟的作品尽管例子丰富,却让学习者自己去归纳汉语的本质和特性,而并非每一个研习汉语的年轻人都可以通过面前的例子作出有语法意义的判断。语法学家的责任就是总结规则,并通过例子证明他的观点。因此,马若瑟的语法价值仅限于让高级阶段的学习者了解小说文体,并了解得以总结出这些文体特征的书。有些例子给得不太正确,但是总体而言,它们对于汉语的掌握汉语习语还是很充分的。”[[18]] 《汉文经纬》(1881)的作者甲柏连孜在1878年的一篇文章中高度评价了《汉语札记》。他说,“(一个欧洲人)把汉语教得比马若瑟更好是可能的,但要像他那样完全吸收汉语的精神和文学品味却不大可能……在我看来,这正是构成《汉语札记》永恒魅力的所在”。 [[19]] 《汉语札记》立足于汉语本身的特性,“是一部最先将中国语言的性质与其构造正确地传之于欧洲人的专书”[[20]]。正是通过《汉语札记》的介绍,汉语中“实词”、“虚词”的术语才进入普通语言学。[[21]]这部书还被看作是“第一部完整的汉语教材”。 [[22]] 总体而言,马若瑟的这部著作代表了天主教传教士,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探索和思考后的另一种汉语语法研究路向:尽量抛开西洋语法框架的束缚,在学习和观察汉语口语和书面语真实语料的基础上,对汉语本身的特性加以归纳总结。这种客观态度和科学精神,或许是这部结构并不完整和严密的作品之所以广受好评的原因。 三、“拉丁眼镜”的形成和对汉语特性的初步探索 早期天主教传教士进行的汉语语法研究,从整体来说仍属于传教士语言学范畴。与早期到达南美洲或其它世界各地的传教士一样,这些初来华的传教士一到中国就开始着手用西方语言学的工具和模式,对新接触到的汉语进行语音、语法各方面的描写,用他们最熟悉的手段,迅速地建立起学习这门全新语言的最便捷的语音和语法框架。 对天主教传教士来说,拉丁语在所有语言中享有几乎至高无上的地位。拉丁语是教会的工作语言,是他们从小研习的对象。他们对拉丁语语法的分析手段非常娴熟,拉丁语法的框架深深根植于其知识背景之中。无论如何努力想避免落入拉丁语的窠臼,拉丁语法依旧是他们无法摆脱的思想外衣。同时,从实用角度出发,对志在传教而不是语言研究的传教士来说,以拉丁语法作为描写框架是最便捷的方式,也是最容易为后来的西方学习者接受的方式。此外,17~18世纪,欧洲的语法研究正处于从传统的“语法术”向“语法学”转型的过程,欧洲本土的语法研究也处于转型期,各民族语言的语法描写尚未完全完成,拉丁语法模式的语法描写即使在欧洲本土也依然是其茕茕大者。所有这些因素决定了早期传教士无论有意无意,都不可避免地以拉丁语法为参照体系对汉语语法加以描写,差异只在于参照程度的不同。 这种模仿与参照集中体现于瓦罗的《华语官话语法》。瓦罗在华多年,又在这部书上倾注20年心血,所以本书也非完全忽视汉语自身特点。首先,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作为天主教徒的瓦罗有着良好的拉丁语基础,同时拉丁语作为神学语言,享有极高地位,在当时被看作具有普遍参照性的语言体系,也就是说,瓦罗拿拉丁语的语法结构来比附汉语,是可以理解的;其次,作为较早的来华者,他面对此前没有形式描写传统的汉语,而西士的汉语研究又极不充分的情况下,拿自己最为熟悉的语法体系来做描写工具,是最便利不过的事情,也是最容易为后来学习者接受的方式;再者,传教士的汉语研究目的功利性很强,就是为了传教,而非为了学术研究。以西语之结构为出发点或框架,拿汉语材料往里填充,这样虽然有可能歪曲汉语之面貌,但却能很快满足传教士学习交际的目的。考虑到这些因素,我们认为,瓦罗的这种参照或者嫁接策略是可以理解的。只是瓦罗大概没有想到,作为汉语语法研究的探路者,他的这一策略无意中为后世的汉语语法研究定下了基调,为汉语语法研究戴上了摆脱不掉的“拉丁眼镜”。 瓦罗之后的马若瑟尽管极力想回避以拉丁语法框架来描写汉语的套路,做出了很大的努力去发掘汉语特性,并寻找表述这种特性的合理方式,但依然无法完全摆脱个人知识背景的影响,至少他的术语体系依然来自拉丁语法。 无论这一时期语法作品如何单薄或者粗糙,其成就是不可抹杀的。天主教传教士开启了汉语语法研究的新时代,使汉语语法研究不再停留在“虚词”、“实词”的简单区分基础上,使人们对汉语语言结构的规律有了纵深的思考。在完成开创之功的同时,天主教传教士也为后世的汉语语法研究定下了基调,这个基调就是拉丁化。西洋的后来研究者循着他们的思路走,中国本土的语法研究先驱不管是巧合还是必然,也走上了同样的道路。 天主教传教士的另一个贡献是对汉语特性的初步发掘。无论卫匡国、瓦罗,还是马若瑟都并非没有意识到汉语与西语的巨大差异,因此在模仿参照拉丁语法框架的同时,他们也无时不在指出汉语与西洋语言的区别。譬如,瓦罗指出学习汉语的三个要点:词汇、音调和词序,还在书末专门附录汉语的数词、量词和常见小词等。马若瑟的语法基于例子而不是严谨的规则体系,对汉语虚词特别重视,把常用词和虚词作为汉语学习的突破口,且反复强调要通过阅读汉文经典原著,把握汉语的“精神”。马若瑟说,“实际上,把我们的语法学家的术语用于汉语是愚蠢的,更好的办法是把这些语法搁在一边,以一种活泼快速的方式,引导初学者一步步通过精选的例子(学习汉语)”。在谈到书面语中的小词时,马若瑟再次强调:“我当然知道,编语法的人通常把小词分成系词、连词、指小词、论辨词等类别,但在这里沿用他们的分类是没有价值的。我绝不会把我们的语言规则用在汉语上面。相反,我希望传教士能摆除本族语对他们思想的影响,给赤裸的思想穿上汉语的外衣”。[[23]]当然马若瑟的缺陷也很明显,毕竟语法作品更多的是应建立起成体系的语言规律,而不仅仅是大量罗列例子。对于学习者来说,清楚明了的语法体系更有助于他们快速掌握一门语言。 正是通过早期天主教传教士及他们的接力者,汉语的语法特性为西洋语言学家所了解,汉语成为普通语言学的研究对象,并促进了普通语言学的发展。这是天主教传教士汉语语法研究者的另外一个贡献。到17世纪早期,主要由于耶稣会学者的调查,人们就汉语语言的主要特征已经取得了很强的共识,这一共识一直保持至今。[[24]] 四、结语 早期天主教传教士对汉语语法的研究从一开始的粗糙模仿,到后来的精细深入,从削足适履到立足汉语本身特性,一步步走向成熟。天主教传教士的汉语研究令汉语特性为西方知识界所知,也直接或者间接推动了18~19世纪西方语言思想史的发展历程。天主教传教士的汉语语法研究,直接刺激了欧洲本土汉学家们的研究兴趣,也为后来的新教传教士的汉语语法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25]]因此,无论从世界语言学史,还是汉语语法学史的角度出发,天主教传教士在汉语语法研究史上的贡献,应该得到深入研究和客观评价。此外,在具体语法问题上,天主教传教士的工作也可为现代汉语语法研究提供借鉴。 A Review of ChineseGrammar Studies by Early Catholic Missionaries in China Dong Fangfeng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430079 Abstract:As the earliestWestern scholars engaged in Chinese grammar, early catholic missionaries hadframed later Chinese grammar studies. The works of Martino Martini, FranciscoVaro, Jospeh Prémare, etc. are the representatives of Catholic missionarylinguistics in China. These scholars tried to learn from or imitate Latingrammar in their study while they struggled to touch on the unique features ofthe Chinese language. Their works helped the Western world know about theChinese language, and enhanced the progress of Western linguistic thoughts.What is more, they are of significance to the completion of the historiographyof Chinese grammar, and of reference value to modern Chinese grammar studies. Key words: Chinese grammar;Catholicmissionaries;Latin glasses; feathers of Chinese 作者简介: 董方峰(1977~),男,湖北红安人,北京外国语大学语言学博士,华中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系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外语言学理论及语言思想史,联系地址:湖北省武汉市华中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430079),Email:anyeedong@163.com。 [[1]]参见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50~351,399~400页;罗常培:《耶稣会士在音韵学上的贡献》,《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30年,第1期。 [[2]]见José María Gonzales, Historia de lasMisiones Dominicanas de la China,in 5 vols, Madrid: Juan Bravo, 1964~1966. [[3]]卫匡国:《中国文法》,白佐良、白桦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4]]FranciscoVaro, ed. by Pedro de la Pinuela, Arte dela Lengua Mandarina,Canton: (publisher unkown), 1703. [[5]]Coblin & Levi, Francisco Varo'sGrammar of the Mandarin Language (1703): An English translation of ‘Arte de lalengua Mandarina’, Amsterdam:John Benjamins, 2000. [[6]]瓦罗:《华语官话语法》,姚小平、马又清译,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3年版。 [[7]]见贝罗贝:《二十世纪以前欧洲汉语语法学研究状况》,《中国语文》,1998年,第5期。 [[8]]详见瓦罗:《华语官话语法》,姚小平、马又清译,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3年版,“导论”,第39~44页。 [[9]]见瓦罗:《华语官话语法》,姚小平、马又清译,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3年版,“导论”,第12~16页。 [[10]]如Breitenbach, Sandra, Leitfa?den in der Missionarslinguistik,Frankfurt am Main; New York: P. Lang, 2004;马又清:《瓦罗< >研究》,硕士论文,清华大学,2002;张美兰:《< >中的语法问题分析》,《国际汉学(第十辑)》,2004年,第288~306等。 [[11]]见Knud Lundbaek, Joseph de Prémare (1666~1736), S. J. – Chinese Philologyand Figurism,Aarhus: Aarhus University Press, 1991,pp.16~23. [[12]] JosephHenry Marie Prémare, Notitia LinguaeSinicae, Malacca: Cura Academia Anglo Sinensis, 1831. [[13]] James Granger Bridgman, The Notitia Linguae Sinicae of Prémaretranslated into English by J. G. Bridgman, Canton: Printed at the Office of the ChineseRepository, 1847. [[14]]见Knud Lundbaek, Joseph de Prémare (1666~1736), S. J. – Chinese Philologyand Figurism, Aarhus: Aarhus University Press, 1991, p.75. [[15]]见Knud Lundbaek, Joseph de Prémare (1666~1736), S. J. – Chinese Philologyand Figurism, Aarhus: Aarhus University Press, 1991, p.180. [[16]] Abel Rémusat, Elémens de la Grammaire Chinoise,ou Principes Généraux du Kou-Wen ou Style Antique (《汉文启蒙》) , Paris: Imprimérie Royale,1822. [[17]]见Knud Lundbaek, Joseph de Prémare (1666~1736), S. J. – Chinese Philologyand Figurism, Aarhus: Aarhus University Press, 1991, p.180. [[18]] James Summers, A Handbook of the Chinese Language,Oxford: At the University Press, 1863, p.vii. [[19]]见Knud Lundbaek, Joseph de Prémare (1666~1736), S. J. – Chinese Philologyand Figurism, Aarhus: Aarhus University Press, 1991, p.184. [[20]]石田干之助:《中西文化之交流》,湖南:长沙商务印书馆1941年版,第109页。 [[21]] R. H. Robins, A Short History of Linguistics, London:Longman, 1967, p.122. [[22]]李真:《< >对世界汉语教学史的贡献》,《世界汉语教学》,2005年,第4期。 [[23]]见KnudLundbaek, Joseph de Prémare (1666~1736), S. J. – Chinese Philologyand Figurism, Aarhus: Aarhus University Press,1991, pp.76~81. [[24]] Rüdiger Schreyer, TheEuropean Discovery of Chinese (1550~1615), or the Mystery of Chinese Unveiled, Amsterdam: Stiching Neerlandistiek, 1992, p.85. [[25]]详见董方峰:《十九世纪英美传教士的汉语语法研究》,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1版。 Pageview 29Like投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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