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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我喜欢安静,有时我喜欢热闹。 有时我喜欢加入人群,有时我喜欢远离他们,独自呆着。 冬天我渴望阳光,夏天我盼望下雪。 春去秋来,不变的是我的学术信仰、志向和兴趣。一直思考着:什么是语用?为什么要研究语用?怎样研究语用?研究语用需要具备哪些素质?谁在研究语用?语用研究的走势如何?存在哪些问题?等等。 我深信“宁静”方可“致远”的道理,努力走向这种境界。 求学、求真的路上,深深领悟到过程决定结果,过程大于结果,远远大于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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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世界的汉语所面临的若干战略问题思考   

2016-05-14 07:28:35|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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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世界的汉语所面临的若干战略问题思考 2016-05-13 张西平 汉语国际传播研究 《走向世界的汉语所面临的若干战略问题思考》 张西平 随着孔子学院在全球的设立,汉语在世界范围的传播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发展,孔子学院的快速发展一方面极大的加快了汉语在世界传播的速度,扩大了汉语的影响,另一方面也给汉语的海外传播提出了一系列新的问题,这些问题许多都是语言战略问题,或者是必须从语言战略的角度来加以思考和研究的问题。语言传播的战略问题已经成为对外汉语教学领域一个崭新而有重大的问题,已经成为在这个领域工作的研究者必须面对的问题。因为任何一个领域的战略性问题首先都是由学术界来进行思考和规划的。没有学术界介入的战略问题研究都很难经受住历史和学术的最终检验。 一、国家和平崛起战略之中的汉语国际传播 和平崛起是国家的战略性决策。和平崛起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扩大中国的软实力,充分利用中国悠久的文化资源,向世界展示中国文化的智慧和魅力。无疑,汉语的传播是扩大中国软实力的一个有效的途径。如果我们这样认识这个问题,就会对“对外汉语教学是国家和民族的事业”这一结论有一个更为深刻的理解。将汉语的对外传播列入国家和平发展战略之中,从中国和平崛起的战略高度,全面调整对汉语传播的政策和方针,使其在新的形势下,为整个国家的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 当我们将孔子学院作为国家软实力来考虑时,我们就要研究国家软实力的特点,作为软实力的孔子学院的运作形式,它如何软起来,它软的特点和形式,它和国家的经济、政治实力的关系,它如何和国家的政治与经济实力相配合,这是我们目前在运作孔子学院时首先应该考虑的问题。国家的全球战略和全球利益是我们始终要放在首位考虑的问题。如果不考虑国家的全球利益和战略部署,而仅仅将孔子学院作为教育部门的事来做,那就会对孔子学院的战略使命认识不清。如果对文化传播的特点和一个国家运用软实力的方式不能认真、周密和成熟的考虑,仅仅在一种政治热情中来考虑问题,其结果可能是适得其反的,它对国家长期的战略利益的负面影响最终会显现出来。这些都需要学术界来认真考虑。 当我们从国家文化发展的战略来考虑汉语国际传播问题时,我们就要研究文化传播的特点和规律,就要对那种过度依靠行政手段的方法来传播汉语的做法和政策进行反思,应真正从文化软实力的特点出发来规划语言的发展和传播,行政力量是重要,如何在语言的传播中按照其语言和文化的规律与特点展开我们的工作,如何巧妙的运用行政的力量,行政力量如何在语言和文化的传播中表现出来,它表现的形式和特点是什么?这些都应根据孔子学院运作的经验和教训来重新思考和研究。 将汉语国际传播列入国家战略之中,作为提高和加强中国软实力的一个重要方面。这就需要国家给汉语国际传播事业更大的支持,在政策上给予扶持,在资金上给予支持,在学术研究上给予支持。应该说,孔子学院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在巨大的成绩面前,如何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广泛征求学术界的意见,广开言路,听取各种意见。这样才能使这项伟大的,前无古人的事业更为健康地发展。 二、 探索一个和平的、平等的语言传播模式 当我们有了这个基本的出发点时,我们就不再将我们的目光仅仅局限在课堂教学和对外汉语教法的问题上,尽管这些问题仍是我们的核心问题之一。正如李宇明先生所指出的:“研究语言传播是语言学等学科的天然职责,但以往的学术精力集中在第二语言教学的技术层面,对语言传播的宏观规律关注较少,认识有限。”一旦汉语大规模的走向世界,我们就发现中国尚缺乏在全球如此大规模地传播自己文化和语言的经验和历史,这一切对我们来说都是崭新的问题。我们开始关注西方国家长期以来的语言传播经验。但我们发现我们面临的一个更为深刻的问题。这就是发达国家的语言向外传播是和其殖民的历史紧密相连的,是和其“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立场连在一起的。直到今天,在英语等西方国家的语言传播也仍有隐含着这样的倾向。20世纪60年代,非洲大多数国家在制定重要的教育规划时往往不注重本土语言,他们直接套用殖民地模式,青睐欧洲语言,在大部分的“援助”项目中只采用英语,而不重视本土语言,从而脱离了第三世界学习者所面对的多语言现实和文化的独特性。因此,有的学者认为,“对一种西方语言和西方教育原理的依赖与经济、军事和文化方面的依赖密切相关,这种不平等的关系导致富裕的西方国家势力的加强,也同样会带来贫穷国家经济、文化甚至语言上的落后的局面,西方依然处在决定原料价格以及语言规范性的大国地位。”他们将这称为“语言主义”。 这告诉我们西方强势语言的向外传播和传播的经验并非十全十美,他们的经验仍有其历史的痕迹。他们的不少经验在技术侧面值得我们学习,但在文化立场上是值得我们反思的。作为一个后发现代化的国家,作为一个曾深受帝国主义侵害和压迫的国家,如何根据我们自己的历史和特点,确定我们自己的语言传播和传播的政策仍是我们要研究的问题。我们当然希望在汉语传播的过程中,中国文化得到传播,中国的国际形象得以改善,但我们从未有“汉语中心主义”,语言是平等的,如同文化和国家的平等一样。回顾新中国前的百年的中国英语教育史,期间的辛酸泪是不堪回首的,因为那时的英语教育并不仅仅是知识和语言,同时还是对西方国家文化的认同,对中国文化的冷谈,对自己文化立场的动摇与模糊。今天,在传播汉语时,我们没有西方国家在传播语言中所包含的为“橙色革命”培养力量的野心,我们所展现的是一个爱好和平的伟大中国,所坚持的是平和,平等的语言传播观。 所以,要学习西方国家语言推广的历史经验,但必须看到这样的经验是有历史的局限性的,对于中国当下的语言传播理论的构建,其价值有限度。所以,从语言学的角度,也从国家战略的角度,认真梳理总结“西方国家语言传播的历史与经验”是我们汉语向外传播和传播过程中必须要做的一项基础性研究工作。我们应在实践中总结出中华民族自己的和平、平等的语言传播经验,这是我们这一代学者的重要使命。 三、加强调查研究,注意语言传播政策的研究 语言传播政策研究是对外汉语教学领域中长期被忽略的问题。从社会语言学的观点来看,描写语言学只研究语言本体,语言自身的结构,而社会语言学则反其道而行之“它的研究对象部不仅仅是语言,而是兼顾言语,提倡联系语言本体之外的社会因素研究语言,研究在社会生活中实际的语言是如何运用的。”语言政策(Language Policy)是对语言和政治关系的研究,“语言政策的形成必须考虑到语言对个体、族群、民族、社会及国家的意义,其中也涉及到认同的概念。”它是社会语言学研究的一个部分。在一般的语言政策研究中大都是从在一个多民族国家中,如何处理好国家统一的语言和各民族语言的关系,使语言的规划更加合理。但实际上在国家间也存在着语言政策的研究,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欧盟,在一个庞大的政治、经济联合体中如何处理各个民族国家间的语言问题。 而语言的对外传播和传播所涉及的语言间的关系问题,和国家之间的关系问题密切相关。如何处理传播语言和接受语言之间的关系,这绝不是语言学本身能够解决的。例如,我们从日语的传播政策史中可以看到,在日本对东亚的侵略和扩张过程中,它的整个语言传播和传播政策的目的就是“把亚洲人民教育城日本帝国的臣民,政治家的野心是想在大东亚共荣圈内把日语传播为通用语言。”日语的传播和其国家政策紧密相连。因此,政治、经济、民族、国家关系等多方面问题都应成为语言传播政策研究的内容。 调查研究是一切政策决策的前提,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仍是我们在进行汉语对外传播工作所必须遵循的原则。为做好全球范围内的汉语教育情况的调查,应尽快建立专门的研究机构,充分利用互联网等科技手段,对汉语在海外的传播的基本情况做系统地调查,对重大的政策问题做深入的理论研究,使我们的决策机构能够随时动态地了解在全球范围内汉语对外传播的基本情况,从而使汉语的传播政策的制定更为及时与合理。 在调查中的另一个重要问题就是了解不同国家和地区汉语政策研究。在国家财力和人力有限的情况下,我们的对外汉语传播不能平面的展开,而应根据国家利益和不同的地区特点等多方面情况有重点地展开,对在全球汉语教育的展开也应有一个基本的设计和规划。而要做到这两点,都需要有对重点国家和地区的汉语政策的深入研究。因为文化和政治情况的不同,每个国家与中国的国家关系的不同,从而形成了各个国家不同的汉语政策,对这些国家或者地区的汉语政策我们应做历史和现实的考察与分析,从而制定出我们传播汉语的不同政策。 分类指导,区别对待,这是我们在制定汉语传播政策时的基本原则。近年来我们已经开始了这项政策研究,但无论在深度还是广度上都显得不够。这方面英语传播的历史和法语传播的历史给我们提供了有价值的经验。 从对外汉语这个领域的学术研究来说,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应将社会语言学研究、将语言传播政策研究作为学术展开的一个新的方面。在领导机关的学术质询中应注意吸收社会语言学家、语言政策学家参加。汉语走向世界的过程就是我们的学术视野不断开拓的过程,就是我们的知识不断扩大的过程,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使我们的汉语传播的事业发展更为平稳和顺利。 李宇明先生指出:“中华民族的语言,随着中国的发展加快了向外传播的步伐,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也早成为外语教育的最大国度。但是,我国处理现代语言传播的经验十分不足,理性思考也相当欠缺。全面观察语言传播现象,深入探讨语言传播规律,按照语言规律做好语言传播规划,已成为国家发展不容忽视、不敢懈怠的社会课题。” 四、积极与海外汉学界互动,为汉语走向世界提供良好的外部条件 在汉语走向世界的过程中如何认识海外汉学家这个群体?如何与海外汉学界展开良性的互动?这是一个关系到汉语向外传播的一个重要问题。过去,在这个问题上对外汉语教学领域的认识并不统一,一些人认为,我们只做汉语教学,而不是做汉学研究,因此,没有必要和汉学家打交道。所以,一段时间内在我们这个领域中对如何对待海外汉学,存在着分歧。现在更多的人则认为不重视海外汉学家的做法是不利于汉语向世界的传播的,加强与海外汉学家的互动是我们做好汉语传播的一个重要的方面。这种认识的转变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汉语在海外传播的最主要支持者就是海外汉学家,这是一个基本的事实。如果没有他们的支持,汉语在海外的传播就会产生困难。团结和帮助汉学家将是汉语向外传播的一项长期政策。 将对海外汉学的研究作为对外传播汉语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个意义上,对外汉语教学学科是一个跨学科的领域,或者说我们应拓宽对外汉语教学学科的理解。即便不将海外汉学研究列入其学科范围,也应从国家和民族的事业这个更为广阔的视角,支持对海外汉学的研究。只有对海外汉学(中国学)的历史现状,汉学家的基本情况有了系统的研究,我们在海外各国的汉语传播中才能寻到真正的合作者,使我们所展开的国别和地区的汉语政策研究等一系列关于汉语传播的问题有人力上的支持。应将对海外汉学(中国学)史的了解作为所有到海外从事汉语教学的中国本土教学人员的一个基本修养,并将“海外汉学史”作为对外汉语本科专业阶段或研究生专业阶段的基本课程,使所有从事对外汉语教学的人员对海外汉学的历史和现状有个基本的了解,以便他们在海外从事汉语传播是更好的和汉学家展开合作。 做好海外汉学家的工作对于我们已经展开的孔子学院计划有着重要的意义,有了汉学家的支持,我们在海外建立的孔子学院就有了较好的外部环境。目前我们所开始的孔子学院如何计划和海外汉学家展开互动,如何利用汉学家这批资源都有待深入地研究。北京外国语大学的海外汉学研究中心已经成立14年,14年来接待近200名来自世界各地的汉学家,对各国的汉学史也做了深入的研究,我们所主办的《国际汉学》成为整个研究领域最有影响的学术辑刊。在这方面,北外的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 五、应加大国际汉语教育史的研究 汉语走向世界除在政策侧面需要展开国别汉语政策研究,以制定汉语在不同地区和国家的传播政策以外,在学术上就是要展开世界汉语教育史的研究,也就是说我们在不同的地区和国家展开汉语的传播,就要知道在这些国家和地区在历史上的汉语教学和汉语研究的情况,学术界在这方面的研究不多。这些年我们对于世界汉语教育史的工作做了初步的研究,深感这是一个在中国语言学研究中亟待展开的学术领域。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认识学习世界汉语教育史的重要意义。 1 世界汉语教育史的研究将进一步丰富对外汉语理论的研究。第二语言习得理论的提出不过几十年的时间,而世界各国的汉语教育和汉语研究的历史已经有二百多年,中国自身的对外汉语教学和双语教学的历史则更长。世界汉语教育史为对外汉语教学理论提供了丰富的历史经验和范例,通过认真研究世界汉语教育史的重要著作和人物,我们可以为汉语教学的理论找到历史的根据,进一步丰富当前的第二语言习得理论。例如,鲁建冀通过研究《语言自迩集》中由中国文人所编写的教材《践约传》,认为《践约传》作为汉语学习的泛读材料有着启发意义,因为,“泛读在我国的对外汉语教学中还不落实,由《践约传》开创的精泛互相配合的教学方法,没有继承下来。”他通过对《践约传》这个世界汉语教育史上的历史泛读教材的研究,进一步认识到加强泛读和精读的结合的必要性。所以,他呼吁“应该重视汉语作为外语教学的历史,包括我国的对外汉语教学史的研究,推动对外汉语教学学科的发展。当时从事汉语教学的外国人和我国的对外汉语教师思考的问题,也会对我们今天的教学有所启发,大有裨益的。” 2 世界汉语教育史的研究将直接推进对汉语本体的研究。文化间的交往必然带来语言间的交往,当汉语作为外语在世界各地被学习时,学习者会不自觉地受到母语的影响,从第二语言习得的角度来看,母语的作用会直接学习者的汉语学习。但很少注意到,学习者的这种习惯力量也同时推动着语言间的融和。 王力先生说:“中国语言学曾经受过两次外来的影响:第一次是印度的影响,第二次是西洋的影响。前者是局部的,只影响到音韵学方面;后者是全面的,影响到语言学的各个方面。”这两次影响的启端都是从汉语作为外语学习开始的,佛教的传入,印度的僧侣们要学习汉语,要通过学习汉语来翻译佛经,结果,直接产生了反切。王力先生说,反切的产生是中国语言学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一件大事,是汉族人民善于吸收外来文化的表现。西方语言学对中国的影响表现的更为突出,来华的传教士正是为了学习汉语,他们编写了汉语语法书,如卫匡国(Martin Martini,1614-1661),为了读中国的书,写下了《汉语文法》;传教士们为了阅读中国典籍,他们发明了用罗马字母拼写汉字,传教士们为了以中国人听懂的语言来布道以及翻译圣经等宗教书籍,他们创造了一系列的近代新的词汇,包括至今我们仍在使用的大量的词汇。这说明,当一种语言作为外语来被学习时,它并不是凝固的,它也会随着学习的需求而不断发生变化;反之,学习者虽然将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来学习的,但学习者并不是完全被动的,学习者也会对自己的目的语产生影响。语言间的融和与变迁就是这样发生的。直到今天,现代汉语形成的历史并未完全的说清,而世界汉语教育史的研究则可以直接推动汉语本体的研究,可以直接推动近代汉语史的研究。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关于明清之际中国官话问题的讨论,长期以来一直认为明清之际的官话是北京话,但最近在传教士的很多汉语学习文献中发现,他们的注音系统是南京话,这些传教士在文献和他们的著作中也明确地说他们学习的官话是南京话。不仅仅是西方的传教士的汉语学习材料证明了这一点,同时期日本的汉语学习材料也证明了这一点。如日本江户时期冈岛冠山所编写的《唐话纂要》、《唐译便览》、《唐话便用》、《唐音雅俗语类》、《经学字海便览》等书,六角恒广研究了冈岛冠山的片假名发音后,明确地说:“这里所谓的官音是指官话的南京话。”这说明作为汉语学习的文献直接动摇了长期以来中国语言学史研究的结论。张卫东通过研究韩国《老乞大》和《语言自迩集》这两本汉语学习教材的研究对中国语言学史的语音问题的研究结论都有很大的启发性。 至于在语法和词汇两个方面就有更多的文献和材料说明只有在搞清世界汉语教育史的情况下,才能更清楚地研究好近代中国语言学史,甚至可以说,随着世界汉语教育史研究的深入,原有的前辈学者研究中国语言学史的结论将被重新改写。 3 世界汉语教育史的研究将加深海外汉学史和中外文化交流史的研究。以往在海外汉学史的研究中,绝大多数研究者是不把汉学家们的汉语学习历史和文献作为研究内容的,认为这样的著作和文献是很肤浅的,海外汉学史研究的是汉学家们专题性的研究著作。世界汉语教育史研究的展开使我们对以往海外汉学史研究重新反思,汉学家们的汉语学习文献和著作同样是海外汉学史研究的重要内容。例如,张西平对罗明坚(Michel Ruggieri,1543-1607)汉语学习史的研究,给我们提供了天主教早期最早的汉文写本,揭示了罗明坚汉诗的学术意义和价值,这些都是在罗明坚的正式著作中不可能发现的。 同样,正是在我们从事世界汉语教育史的研究中,我们才能掌握中华文化外传的轨迹,看到中国典籍向外传播和翻译的具体历史过程,这样的研究将会大大推动中外文化交流史的研究。 所以,世界汉语教育史是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这一领域的开拓必将极大地拓宽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的研究范围,使学科有了深厚的历史根基,从而使我们在总结和提升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的基本原理和规律时,不再紧紧地盲目地追随西方第二语言教学的理论,而是从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的悠久历史中总结、提升出真正属于汉语本身的规律。实际上,我们还可以在这一研究中为第二语言教学的理论和方法做出我们的贡献,将我们的历史经验提升为更为一般的理论,使其具有更大的普遍性。尽管这还是一个遥远的目标,但在学术上则是必须要确立的一种文化自觉的理念。北外海外汉学研究中心已经召开了三届世界汉语教育史大会,是我们向这个目标迈出的第一步,今年九月我们在罗马召开的《欧洲早期汉语学习研究暨世界汉语教育史第三届年会》,会议取得了圆满的结果。我们将于2012年在韩国的首尔外国语大学召开第四解世界汉语教育史学术研讨会。世界汉语教育史是一个跨学科的研究领域,涉及多学科,必须有多种方法的结合。我们在运用第二语言习得研究的方法时,一定要注意和中国语言学史的方法相结合。在一定的意义上,中国语言学历史的研究和汉语作为第二语言学习和教育历史的研究是密不可分的。那种将汉语国际教育仅仅局限在课堂教学经验和方法的研究上,是其学识不足的表现;反之,那种无视甚至轻视汉语作为第二语言学习和教育历史的观点,同样是一种学术上的短视。如果忽视了世界汉语教育史的研究,那将无法揭示出中国近代以来语言变迁的真正原因。 同时,我们在这一研究中将会强烈地感到,中国语言学史的研究已经不再局限在中国本土,中国语言对国外语言的发展和影响正是在汉语作为第二语言学习的历史中产生的,这不仅表现在东亚一些国家的语言形成和发展之中,也表现在西方近代以来的语言变迁中。将世界汉语教育史的研究纳入我们的学术视野,将使我们对中国语言的思考、对“汉语国际教育”的研究扩展到一个更为宽阔的学术空间。 作者简介: 张西平,男,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主任,兼中文学院副院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基督教研究中心副主任;世界汉语教育史国际研究会会长,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副会长,中国宗教学会和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理事,《国际汉学》主编,《国外汉语教学动态与研究》主编,国务院有突出贡献的专家,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Read morePageview 1025投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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