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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我喜欢安静,有时我喜欢热闹。 有时我喜欢加入人群,有时我喜欢远离他们,独自呆着。 冬天我渴望阳光,夏天我盼望下雪。 春去秋来,不变的是我的学术信仰、志向和兴趣。一直思考着:什么是语用?为什么要研究语用?怎样研究语用?研究语用需要具备哪些素质?谁在研究语用?语用研究的走势如何?存在哪些问题?等等。 我深信“宁静”方可“致远”的道理,努力走向这种境界。 求学、求真的路上,深深领悟到过程决定结果,过程大于结果,远远大于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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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评语篇分析的关联视角    

2016-09-11 23:50:10|  分类: 教育哲学edu phil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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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旭辉 陈新仁:批评语篇分析的关联视角 2016-04-23 语言学之家 本文系南京大学“985工程”三期改革型项目“当代西方语言学前沿理论研究与应用探索”(NJU985JD05)及江苏高校优势学科建设工程的阶段性成果。 提要 关联理论的分析框架可以对批评语篇分析面临的相关批评作出回应。这些批评包括:(1)语篇分析的过程缺乏解释性;(2)语篇分析本质上具有主观性;(3)语篇分析的结果具有不确定性。在批评语篇分析中引入关联理论,可以解决解释性缺乏的问题,对分析的主观性以及结果的不确定性作出认知本质上的阐释。此外,本文也分析了关联理论框架下,避免批评语篇分析中的主观性与不确定性可采取的具体措施。 关键词 关联理论;批评语篇分析;认知过程;主观性 1 引言 批评语篇分析(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CDA)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获得极大的发展,成为社会学研究和语言学研究领域内的一个重要研究流派,产生深远影响(辛斌 1996)。与传统语篇分析相比,批评语篇分析的特点在于将语篇与社会权力紧密联系,通过语篇分析来揭露社会问题并提供改善问题的策略(Fairclough 2010:9)。目前,批评性语篇分析已经被广泛用于各类政治性批评中,用来揭露种族主义(van Dijk 1991,1993;Wodak & van Dijk 2000)、新自由主义(Fairclough 2000)等。但是,就在批评语篇分析的影响力日渐扩大的同时,一些研究者也对其研究方法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批评(如Widdowson 1995,2004;Schegloff 1997 等)。 相对其它语篇分析,批评语篇分析尤其需要注意研究方法的可行性,这是因为,批评语篇分析不仅仅局限于语篇本质的探究,而是将重心放置于社会批判,其影响力也远远超出学术领域。批评语篇分析学者的目的是对宏观的社会政治、文化、经济等问题产生正面效应,其得出的结论与建议所基于的研究方法尤其值的关注。因为只有基于合理的研究基础,其结论与建议才能为大众接受。相反,用存在漏洞的理论进行社会批判,会带来负面影响。无论是语篇分析学科本身还是作为批评语篇分析哲学基础的后结构主义理论,都未严格遵守当代逻辑实证科学的思路,因此很难如自然科学般对研究方法做出简单的是非判断。有鉴于此,在进行批评语篇分析的同时,对该学科的研究方法本身进行研究,在实践和理论方面都有一定的意义。 我们认为,吸收语用学理论尤其是关联理论,可以丰富和完善批评语篇分析。为此,本文运用关联理论探讨批评语篇分析中的语篇理解的认知过程,对文献中已经指出的批评语篇分析中存在的问题做出阐释。同时,本文通过对语篇理解的认知过程的分析,指出批评语篇分析应该避免的问题,提出可供参考的借鉴。 2 批评语篇分析面临的批评 批评语篇分析的目标是分析语言使用中所隐含的社会不平等(Wodak 2001:2),探讨语篇中的权力滥用,揭露和抵制社会不公(van Dijk 2001:96),并对社会问题提出建议(Fairclough 2010:7)。从根本上来看,尽管大部分的批评语篇分析者是在各个大学的语言学系从事理论研究,但是他们的终极目标并不是研究语言或者语篇的本质,而是将语篇作为研究的载体,用语篇分析的方法来探讨社会问题,从语篇分析中透视权力与意识形态。批评语篇分析在内在本质上与一般的社会学批评理论有着一致性,即对社会现象进行批评性的分析,这也是为什么Widdowson(1995)认为批评语言学总是介于社会研究与政治争论之间。它们的差别在于,社会学的批评并不将语篇作为研究的重点,而批评语言学则是将语篇看成一种社会实践(Fairclough 2001:123),着重从语篇的角度来分析和批判各种社会现象,探讨“语篇这种社会实践与其它社会实践因素的关系”(Fairclough 2001:123)。 尽管目前批评语篇分析越来越接近于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Meyer 2001:16),作为一种语篇分析的模式,它仍将语篇看成整个分析的核心。换言之,脱离了语篇,批评语言学的研究就没有基本的立足点。批评语言学家的理论模式和理论目标各有不同(Meyer 2001:14-31),但是他们都大量借鉴语言学的各种理论,尤其是借鉴Halliday的系统功能语法理论,将语言看成一种社会符号(Widdowson 2004:90)。也正因为如此,一些语言学家(Widdowson 1995,2004;Schegloff 1997)从语言学研究的角度对批评语篇分析进行批评。 批评一:就分析过程而言,批评语篇分析缺乏解释性。虽然批评语篇分析一直强调其跨学科、多学科的性质,但是在具体的语篇分析研究中,却没有从解释性的角度来探讨批评语篇分析所得出的结论。批评语言学家的一般做法是,首先确定要讨论的社会问题,在描述和分析过具体的语境(包括广义的社会语境)后,直接针对某个语篇中的语言现象(如句法结构、词汇使用、时态等),指出这样的语言在语篇中的使用表达出某特定的隐含意义,暗示语篇作者的立场。批评语篇分析未关注在进行语篇分析时,是什么机制导致语篇的读者能够分析出语篇的隐含义。批评语篇分析的这种模式可能与批评语言学家的重心在于探讨社会问题有关:因为批评语篇分析都是以某个要探讨的社会问题为导向(Meyer 2001:28),他们的重心更多的是语篇分析得出的结论对于社会研究的作用。批评语言学的代表人物Fairclough(1992:86)本人也坦言,批评语篇分析存在的一个问题是对于语篇分析的结论缺乏有力的解释。 批评二:批评语篇分析具有主观性。Widdowson(1995)和Schegloff(1997)认为,批评语言学的语篇分析是基于一个有偏见的基础。批评语言学家在进行语篇分析时都是基于某个意识形态的目的,因此是基于政治立场而非语言学研究立场(Stubbs 1997);这些语篇分析者在分析语篇之前已经具有自己的主观立场,在选择语篇时,往往有选择性地分析那些可以满足自己目的的语篇,其结果自然会支持他们所需要的阐释(Widdowson 1995:169)。因此,Widdowson(2004:104)质疑,究竟是什么机制或者标准导致批评语言学家选择某一个语篇片段而不是另外的片段来进行分析。 批评三:批评语篇分析的结论具有不确定性。Widdowson(1995)指出,由于批评语篇分析本身具有主观性,因而其分析的结论不一定是正确的。批评语篇分析学家在分析政治性语篇时,一般不会咨询语篇作者或者其它读者,而仅仅是依赖自己的判断做出解读,认为这种解读更像是一种猜测性行为(guess work),批评语篇分析的结论往往是不确定的,常常会产生过度解读的问题(Widdowson 1998:143)。 我们认为,以上各种批评的出现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批评语篇分析具有社会学性质,关注宏观的社会层面,似乎忽视个体的心理解读。批评语篇分析的社会视角是其特色,自然不能因为存在以上问题而放弃。关联理论的重点在于交际中个体的认知解读,重解释性,与批评语篇分析可以互补,因此,批评语篇分析可以吸纳关联理论的养分,对面临的批评作出回应。需要指出的是,我们并不认为关联理论可以帮助批评语篇分析避免或解决所有问题,事实上,一些问题是内在的,是当代科学普遍存在的问题,对此,借鉴关联理论,可以解释这些问题为什么必然存在,以及如何尽量降低这些问题的严重程度。 3 关联理论对批评语篇分析的解释力 3.1 关联理论与语篇分析的关系 关联理论作为认知语用学理论,其目的是阐释人类交际,尤其关注在交际中如何通过推理获得对方的会话意图(Wilson & Sperber 2004,2012)。对于语篇分析来说,读者通过分析获得语篇的意图,本质上与其它交际活动中寻找说话人的会话意图是一致的。关联理论的重点在于解读交际双方的心理机制,涵盖包括语篇分析在内的各种交际行为。目前,关联理论已经被大量应用于语篇分析中,如Blakemore(2002)和Carston(1993,2002)分别用关联理论对于话语标记语进行的研究。考虑到批评语言学家也将语篇分析当作一种交际事件(Wodak 2001:98),认为语篇是交际中的语言单位(Kress 1989),批评语篇分析这种交际模式也在关联理论的涵盖范围之内。 本文将关联理论的分析视角应用到批评语篇分析的研究中,并不仅仅是因为关联理论的应用范围涵盖了语篇分析,更是因为关联理论与批评语篇分析具有很好的互补性,两者的结合可以为回应批评语篇分析面临的问题提供借鉴意义。关联理论的特质是研究人类交际现象背后的深层认知系统和原则(Blakemore 2002:154,Carston 2002:11),研究的重点是个体在交际中的心理机制。在语篇分析中,关联的视角既可以从读者心理认知的角度来解释批评语篇分析的过程,也可以从本质上解释语篇分析者的主观立场和结论的开放性。而批评语篇分析的重点是将语篇与宏观的社会政治因素联系起来,个体的视角相对没有受到重视,导致语篇分析过程的解释性不强,对语篇分析主观性等问题也不能做出本质上的说明。在保持批评语篇分析宏观特质的同时引入注重个体心理机制的关联理论,无疑可以为解决批评语篇分析面临的问题提供一个视角。 3.2 关联理论视角下的批评语篇分析问题 3.2.1 批评语篇分析的过程与解释性 解释力对于一门学科的科学性至关重要。当代语言学的科学性确立源于Chomsky的生成语言学,而其科学性质最重要的体现是,其理论目标中要求超越观察和描述充分性而获得解释充分性(explanatory adequacy)(Chomsky 1957)。抛开生成语言学具体的理论问题,对于解释性的追求应该获得包括批评语篇分析在内的各个学科的重视。正如前文所概括,批评语篇分析相对缺乏对语篇分析过程的具体阐述,使得其解释力相对较弱。而关联理论则关注于研究人类获得交际意图的过程,致力于透过各种交际表象来理解交际过程中的深层交际机制,正因为如此,胡旭辉(2008)指出,关联理论与生成语言学尽管研究对象不同,但在研究思路上有着一致性。关联理论对交际现象的解释可以很好地解决批评语篇分析在解释性方面受到的批评。 根据关联理论,对于语篇的理解与其它话语形式一样,都要遵循关联原则,因为语篇也是一种交际形式。关联理论将话语的理解看作一个明示推理的过程,通过“明示行为”来推理话语的隐含义。对于一般的会话形式来说,“明示行为”可以包括话语、手势等,而对于书面语篇的理解来说,读者获得的“明示行为”只能是语篇中的语言。在批评语篇分析中,由于新闻语篇需要表现出公正客观的立场,因此语篇作者只能通过某些言语特征隐晦地来显示其主观的立场,而对于批评语篇分析者来说,这样的语言特征就是交际中的“明示行为”。 在进行语篇分析时,批评语篇分析的语言特征主要包括“词序、词汇风格、修辞、句法结构、话题选择”等(van Dijk 1998:99)。批评语言学家的任务是,通过语篇中的这些语言形式,揭露语篇使用者隐含表达的社会不公和对于弱势群体的歧视。我们可以用van Dijk(1996)分析的一个语篇为例。该语篇是英国《太阳报》(The Sun)对于英国出现大量移民的报道。van Dijk选择该篇报道中的某些词汇风格来指出该篇报道的种族主义倾向。比如,这篇报道的标题是“Britain invaded by an army of illegals”(非法移民大军入侵英国),van Dijk 指出这个标题中3个主要的负面表达形式(negative expressions),即invaded,army和illegals,都是与移民相关的,作者这种词汇的使用反应了报道者隐藏的种族歧视。此外,语篇中介绍移民的工作时,使用的一个表达是work for pittance(为微薄的收入而工作),van Dijk认为这反映出作者的隐含义:移民可以做任何工作,因此与英国本土工作者形成竞争,引导读者形成一个种族主义的结论,即“移民夺走当地人的工作”。 然而,van Dijk没有告诉我们,他是如何从这些词汇中得出这些语篇隐含义的。换言之,批评语篇分析倾向于在语言形式与意识形态之间直接建立联系,从而导致分析的过程缺乏解释性。相比之下,关联理论则可以解释这个语篇理解的认知过程。根据关联理论,语篇分析者的任务是,根据某些特有的语言特征所构成的明示行为,结合认知语境推理出语篇作者符合最佳关联假定的解读。由于语篇的作者一方面要“包装”出语篇表面的公正客观,同时又要将自己的主观立场以及权力关系隐含地表达出来,以制造舆论,将不公平的权力关系合法化,进而影响读者对新闻事件的看法,因此对于语篇作者来说,其最佳关联的传达一般是用隐晦的语言结构,而不会直白地将自己的政治立场表现出来。这一点对于批评语篇分析者是至关重要的,只有了解这一点,才能关注一般读者无法关注的语言现象,发现语篇中的社会意识形态问题。以上文van Dijk 分析的语篇为例,文中的负面词汇表达相当于语篇作者给读者的一种“明示行为”,根据这种“明示行为”,读者,即批评语言学家们,结合自己的认知语境进行推理而获得语篇的解读。批评语言学家的语篇分析也完全遵循关联理论的原则,对“明示行为”形成关联期待,在语境中推理出符合最佳关联假定的解读。在获得这些“明示行为”后,分析者可能会形成不同的假设,比如(1)作者很客观中立地报道移民问题;(2)作者在报道移民问题时候间接表现出民族主义的倾向,以此助长民众的种族主义情绪。语篇分析者根据关联原则进行推理和比较,最终得出符合最佳关联假定的解读,即选择假设(2)作为语篇的解读。我们可以大致将这个推理过程分析如下:van Dijk分析的标题中的几个负面词汇,除了illegal以外,其它两个并不是贬义词。语篇作者为了表达种族主义倾向,完全可以选用更加直接的词汇来直接贬低外来移民,这样可以降低读者的认知努力,扩大关联度。然而,语篇作者作为交际者,使用的是在他看来能够传递最佳关联假定的话语方式,而最佳关联假定是在作者兴趣、能力和偏好基础上传达的。语篇作者一方面想要传达种族主义的倾向,但同时又必须表现出新闻报道的公正与客观,在这个基础上,选择那些能带来负面意义、但同时表面客观公正的词语就能最好地表达作者意图。这个推理过程是建立在语篇分析者本人的认知语境的基础上的,因为van Dijk本人的关注焦点是种族歧视问题,同时,作为一个专业的语篇分析家,他对语篇的隐含表达非常敏感,因此,类似的“明示行为”会引导他作出批评性的解读。 我们还可以用其它例子来说明关联理论对批评语篇分析的认知理解过程的解释。譬如,政治类新闻语篇的转述语(reported speech)使用中的一些语言特征(如转述动词)就能够传达隐含的信息(Fairclough 1995:81-83,Volosinov 1986:119),为语篇分析者的推理提供明示行为。我们不妨以Geis(1987)为例。该研究指出,美国报刊《美国新闻》(US News)和《世界报道》(World Report)在报道美国1984年总统大选时,倾向使用正面积极的转述动词来转述里根的话语,表明这两家媒体自己对于总统候选人的主观立场。这两家媒体使用转述动词隐晦地表达对里根的支持,而没有在新闻报道中直接表明这样的意图,这是因为,新闻报道受客观性的限制,在这种限制条件下,使用正面的转述动词是与发话者(新闻作者)所处情况最为匹配的明示行为,即这样的明示行为对于新闻作者来说能够传达最佳关联假定。 3.2.2 关联理论对语篇分析主观性的解释 批评语篇分析的主观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即语篇分析者的主观政治立场和语篇选择的主观性。如果关联理论对人类交际机制的分析基本正确,那么融入关联的视角,我们会发现这两个主观性问题是人类交际特质所带来的必然后果。 我们先讨论主观政治立场。对于语篇分析者来说,他们的主要目的是揭露政治类的语篇中隐晦表达出来的意识形态,因此他们语篇分析最主要的任务是,根据语篇提供的信息通过推理来获得话语的隐含义。关联理论认为,听话人(即批评语言学家)要获得隐含义,必须要将对方的话语作为证据,在此基础上进行推理。对于批评语篇分析来说,语篇中的语言使用是唯一可用的明示行为,而要通过明示行为获得语篇的隐含义,必须结合语境进行推理。关联理论认为交际中的语境是“动态”的,也就是说语境不是既成的事实,而是受限于交际者的认知能力。动态的认知语境概念能够解释为什么批评语言学家能够发掘出语篇中隐藏的隐含义:由于批评语言学家的立场与法兰克福的批评理论学派一致,他们了解语篇的主观性和其中可能隐藏的权力关系,他们都受过批评理论的熏陶,批评理论的主要观点已经成为他们百科知识的一部分,比如认为“语言是有意识形态的,能够使各种权力关系合法化”(Habermas 1971:259)。他们在进行语篇分析时已经有了明确的目的,即将语篇分析作为社会批评的工具,站在弱势群体的一边,揭露和解决社会问题。根据关联理论,这样的主观立场必不可少,也不可避免。这是因为,外部的语篇作为刺激,必须输入到认知系统中才能获得认知效果,而认知系统必然包括主观的立场。关联理论视角下的交际机制是人类进化的结果,因此关联理论的研究如果正确,就意味着具有主观立场是解读语篇的前提条件,仅仅因为主观立场而否定批评语篇分析并不合理。需要指出的是,关联理论作为批评语篇的视角只能表明主观立场不可避免,并不代表语篇解读可以无限主观化。 从语篇的选择来看,批评语篇分析都是选择能达到其理论目标的语篇来进行分析和解读。根据关联理论,语篇作为刺激会给认知系统提供输入,产生认知效果。但并不是所有的认知效果都有意义。只有对听话者的认知系统产生正面的认知效果,这个输入才会具有关联性(Carston 2012)。这个机制也表明,人们不可能对所有语篇或者外部刺激都产生兴趣。语篇分析者的主观立场不可避免,导致每个人的认知系统都不一样,因此不同主观立场的分析者必然会对不同的语篇产生兴趣。事实上,不同的语篇分析者的认知语境也不尽相同,这会导致他们的关注点产生差异,比如Wodak关注的是女性歧视,而van Dijk关注的则是种族歧视,他们都会选择与自己关注问题相关的语篇进行分析。从关联理论的角度来看,这种不同的语篇选择是人类交际中不同的个体认知语境造成的,而这种个体的认知语境是必然的,符合人类认知特性。批评语篇分析者的主观政治立场和研究目的决定其认知系统的特质,这样的特质又决定了只有政治类语篇才能对批评语篇分析者的认知系统产生正面的认知效果。 3.2.3 关联理论对语篇分析开放性的解读 Widdowson(1995)指出,批评语篇分析本身的主观性会导致其分析的结论不一定正确。对此,批评语言学家也坦陈,批评语篇分析得出的结论是开放性的(Fairclough 1996)。关联理论认为,获得对方话语交际意图的推理过程是一个理性的过程,不能确保推理的结果一定正确。在实际的交际中,听话人并不能够保证所获取的一定是对方的真实意图,而关联理论也一直表明,关联原则并不能确保获得正确的交际意图(Wilson 1994)。因此,成功与失败的交际现象都可以通过关联理论来解释,关联理论不是指导人们如何交际的理论,而是通过研究人类的认知来阐释人们整个交际行为。从个体认知的角度来看,批评语篇分析得出错误的语篇隐含义相当于交际的失败,而这种失败对于交际来说也是正常的,符合人类的认知特性。因此,融入关联理论的视角,我们可以说,批评语篇分析结论开放性的问题是人类交际中的认知系统必然带来的结果,不能因此而全盘否定批评语篇分析。 然而,批评语篇分析与日常交际不能完全等同:日常交际的失败一般不会带来太大的损失,最多也只会导致某个个体交际者的损失。批评语篇分析的目标是要解决社会问题,维护弱势群体利益和社会公正,而这些问题的解决则又依赖对于语篇的批评分析。因此,批评语篇分析的失败有可能误导人们对于某个媒体或者某个政治事件的看法。所以一方面我们要承认,作为一个交际事件,批评语篇分析出现错误在所难免;另一方面,批评语言学家应该尽量避免错误,不能仅仅用语篇分析的结论具有开放性作为借口,更不能将语篇中的语义潜势直接当作固有的语义加以解读。 4 关联理论对批评语篇分析可提供的借鉴 我们认为,引进关联理论,可以在批评语篇分析的具体过程中更好地避免一些问题,当然,有些问题不可避免,但至少能降低严重程度。 首先,根据关联理论,批评语篇分析可以避免孤立地选择语篇中某个片段而对语篇下结论。批评语篇分析的结论来源于根据语篇中明示行为作出的推理,因此语篇分析时应该注意避免仅仅根据某一个语言特征而直接对整个语篇作出判断,因为作为一个理性的交际者,应该尽可能多地了解对方的明示行为,从而获得最佳关联。Widdowson(2004:104-105)批评上文van Dijk(1996)分析的《太阳报》的语篇时指出,尽管van Dijk指出的词汇确实可能有负面隐含义,但是文中也有可以解读为对移民表示同情的词汇,比如slaving和desperate for a job等。对于批评语篇分析来说,综观整个语篇,而不是仅仅聚焦于某几个特有的语言形式,这样就可以在更充分的明示证据基础上得出更加具有说服力的证据;或者是在综观整个语篇、了解其总体观点后再聚焦于某些特有的语言形式具体分析。 其次,在进行批评语篇分析时,借鉴关联理论,可以避免将自己的主观立场强加于某个语篇而得出符合自己立场的观点,从而增强分析结果的说服力。关联理论认为,对于对方话语的了解是基于认知语境而做出的推理,而认知语境是动态的,一方面语篇分析者有自己的主观立场,这是百科知识的一部分;另一方面,要分析的语篇作为“明示行为”会改变认知语境。如果语篇分析者过于依赖自己的百科知识,尤其是主观立场,而忽视某些“明示行为”对认知语境所起的作用,则有可能将语篇屈从于主观立场,强求自己想要获得的语篇隐含义。Widdowson批评的van Dijk的《太阳报》的例子,实际上就是忽视语篇中某些“明示行为”带来的语境变化,完全按照自己的主观立场、选择有利于自己的明示行为来推导隐含义。我们不能肯定van Dijk主观上想犯这样的错误,但是至少我们可以确定的是,这样的问题在批评语篇分析中很容易出现,应该避免。在关联原则的指导下,我们在进行语篇分析的过程中可以捕捉传达最佳关联假定的明示行为,并开展不同话语方式的比较,也可以列出某个明示行为所产生的各种可能假设并进行认知效果和处理努力方面的对比,这些做法都可以加强语篇分析的说服力。 5 实例分析 我们用Fairclough(2002)的一个语篇分析为例来具体阐述本文的主要观点。该语篇是当时的英国首相Blair的政府白皮书的一个文本,内容是建立以知识为驱动的新的经济体系。我们首先扼要Fairclough的分析要点,然后指出其中存在的问题并用上文提出的解决方案加以阐释。 Fairclough的语篇分析目的是指出Blair利用语篇来制造一种假相:经济形势的变化是客观存在的,新经济政策无法避免,必须要采取。Fairclough用较多的篇幅来阐述实际上新自由主义性质的经济政策是政府强加的,并且必然导致贫富差距的进一步加剧。同时也表明批评语篇分析学者的立场必须为弱势群体说话。在此基础上,Fairclough从多个角度分析Blair如何利用语言制造假相。比如,在描述经济形势的变化时,第一段的第一句话change是施动者(agent),表明无人主观对此变化负责。第二句和第三句描述新技术和新市场的出现,new technology和new markets依然是“施动者”,本段最后一句话用存在句来描述新的竞争和新的机会,依然没有主观的人对此负责,再次强调这样的变化是客观存在无法避免的。在时态使用上,基本都是使用现在时,极力描述这样的状态是一种超历史(ahistorical)的客观状态。在情态(modality)方面,在描述世界的变化时使用is,而在阐述国家对此的应对措施时则使用ought,也在暗示面对客观存在的经济现实,政府有义务采取新的经济政策,从而使政府的行为合法化。 我们可以发现Fairclough的分析存在的几个问题。首先,该分析的主观性非常明显,这在语篇的选择和分析者的立场中都明显地体现出来。从关联理论的角度来看,这种主观性的存在是合理的:Fairclough作为一个交际者要了解Blair语篇的隐含意,必然要基于动态的语境因素,这其中必然要包括他自身的政治立场。其次,该分析过程缺乏解释性,即没有解释为什么分析者可以通过这些语言因素来推断语篇的隐含意。从关联理论的角度来看,Blair在语篇中使用的句法结构、时态与情态都是明示行为。对于语篇分析者来说,这些明示行为都传达出最佳关联的假设。Fairclough的本人对于资本主义经济政策的结构调整的敏感以及对于英国政府的了解构成其认知语境的一部分。对于这样的分析者来说,以上提到的明示行为正好满足政府的偏好:制造舆论影响民意来支持自己的经济政策,同时又用看似客观的方式来达到这个目的。从这个角度出发,以上的隐晦的语言形式是传达最佳关联的合适明示行为。此外,Fairclough的分析把根据这些语言形式而作出的批评性解读当成一个既成的事实来陈述,必然导致引发该分析过于主观的批评。从关联理论的角度出发,分析者可以告诉读者此类分析的结论是开放性的,因为一方面分析者是从理性的角度出发做出的推理,但另一方面,人类的交际中理性推理都不可能是绝对正确的。这既是对关于主观性批评的一个有力回应,同时也体现出批评语篇分析者的严谨与理性。 6 结束语 本文以关联理论作为框架,将语篇分析视作一个交际形式,从认知语用学的角度对批评语篇分析的过程进行了解释性的分析。本文的立场并不是要用关联理论的框架来完全取代批评语篇分析,而是试图为批评语篇分析增加一个解释性的视角。批评语篇分析注重语篇外部的社会因素,而关联理论的重心是在个体对于语篇的认知解读,两者正好涵盖语篇的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是一种十分有益的互补关系。批评语篇分析的主要学者一直对各种理论采取开放的姿态,认为只要能够达到其社会批评的目的,各种有效的力量都可以融入其中(van Dijk 2002:95-120)。通过关联理论的分析,我们可以为批评语篇分析的过程提供更多的解释力,也对批评者们指出的主观性、结论开放性等问题以及理解语篇(尤其是语篇隐含义)的过程作出深层次解释;此外,也可以在语篇分析过程中引入关联理论的分析视角,从而一方面避免一些错误的倾向,另一方面加强语篇分析的说服力。 (参考文献略) 本文来源:《外语学刊》2014年第1期。 作者简介: 胡旭辉, 英国剑桥大学理论与应用语言学系博士,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助理教授、研究员。主要研究兴趣为句法理论,语用学,对比句法学,历史句法学, 形态学等。在《外语学刊》《外国语》《外语教学与研究》等期刊发表论文若干。 陈新仁,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南京大学外国语言学研究所所长,中国语用学研究会会长,中国英语教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话语研究会副会长,East Asian Pragmatics及《外国语文研究》主编。发表论文120余篇,主编、参编30余部教材、教辅或词典,独著、合著11部,入选2008年教育部新世纪人才支持计划,2011年江苏省第四期“333高层次人才培养工程”。 Pageview 1543投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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