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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我喜欢安静,有时我喜欢热闹。 有时我喜欢加入人群,有时我喜欢远离他们,独自呆着。 冬天我渴望阳光,夏天我盼望下雪。 春去秋来,不变的是我的学术信仰、志向和兴趣。一直思考着:什么是语用?为什么要研究语用?怎样研究语用?研究语用需要具备哪些素质?谁在研究语用?语用研究的走势如何?存在哪些问题?等等。 我深信“宁静”方可“致远”的道理,努力走向这种境界。 求学、求真的路上,深深领悟到过程决定结果,过程大于结果,远远大于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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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健骥:日日夜夜  

2016-09-11 07:43:12|  分类: 语际语用interlan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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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健骥:日日夜夜

 (2012-09-11 17:36:58)
 
在我回忆起我校(指北京语言大学)前身的重要组成部分——当时的北京外国语学院非洲留学生办公室的时候,回忆起那时的工作情景,总是想到前苏联作家西蒙诺夫的长篇小说《日日夜夜》和魏巍的通讯《汉江南岸的日日夜夜》,那都是关于战争的。或许是因为当时度过的日子也颇有点“战斗”的味道,所以就很自然地用《日日夜夜》作为这篇小文的题目了。
非洲办正式成立是19609月,主任是彭伯勋,副主任是张高铎,秘书是朱平坪(也是在我校工作了一辈子,他跟我是同级同学,是当时为数不多的几个学生党员之一,是年级党支部的干部)。办公室设在北外西院西教室楼二层西头靠南的两间小教室,一间办公室,一间接待室。那年北外英语系从四、五两个年级的学生里抽出20余人,准备作教师培养,我也忝列其中。大约9月中旬,系总支书记夏奎荪同志就找我和另外一位同学李德俊(李后来调到部队去当翻译了)谈话,说非洲办需要懂英语的人去工作,系里研究让我两个过去,于是我们立即去报到,当时汉语教师只有鹿琮世一人。
刚过去,就通知说两个苏丹学生马上到,要我准备接待,于是上机场(那是我第一次上机场,第一次坐小汽车)、带着两个学生购物、游览、看病,就是都是我的任务了。因为当时只有两个学生也不能开课,只好每天想办法安排点活动。后来杨孝柏、李占经、曹锡清三位从北大东语系阿拉伯语专业分配到非洲办,这两个学生就交由杨孝柏管了。
这中间,我还偶然间见到了周总理。那年929日,阿尔及利亚独立后的临时政府总理阿巴斯访华,我带着两个苏丹学生去机场参加欢迎仪式。我们按时到达,在候机大厅靠停机坪一侧外面等候,忽然有人在我旁边小声说:“你给介绍一下。”这时只见周总理已经走到了学生面前。那天他穿的是一套浅灰色的中山装。我因为是头一回看到“大人物”,所以很惊慌,不知所措。总理没等我介绍,就跟两个学生握手,用英语问候。经工作人员提醒,我才告诉总理,我们是北外的,这两个是苏丹学生,一个叫易卜拉欣,一个叫默哈迪,刚到北京不久。总理就问他们在北京生活习惯不习惯等话。我还在那里瞪大眼看着总理。总理身边的工作人员拉了我一把,说“你可以退下来了。”这是我是平生唯一一次在咫尺之地见到总理,也是头一回经过这样的场面,什么规矩也不懂。现在想起来,自己都觉得可笑。虽然那时前后只有两三分钟,也没有直接跟总理谈话,但总理的音容笑貌,至今仍难忘怀。
开始的一个多月,日子过得比较平静,可是过了一个多月,情况就大变了。到了12月份,陆续到了从索马里、喀麦隆、桑给巴尔(今坦桑尼亚的一部分)、肯尼亚、北罗德西亚(今赞比亚)、加纳、塞拉利昂等国来的学生,其中索马里学生人数最多,近110人。人少的时候,没什么事,这时候到了100多人,事情就多起来了。
当时我们还处于三年困难时期,物质匮乏,生活上满足不了这些非洲学生的需要。这些学生多是从刚刚独立的国家来的,有的还在争取独立,所以民族意识很强,强到对种族歧视非常敏感的程度。我们怎么说中国和非洲人民是兄弟,也不管事,动不动就说对他们歧视。譬如,当时为了他们的安全,每个房间给他们加了把锁,他们就说是歧视他们。而其他国家的学生安排在北大,他们也说是种族歧视(这也是为什么后来非洲留学生办公室改为外国留学生办公室,并开始接受欧洲学生的直接原因)。再加上当时我们从领导到一般工作人员都是第一次接触那么多非洲人,没有经验,工作跟不上,所以一时局面越来越复杂。忘了当时哪一位领导开了句玩笑,说我们是“刚学剃头就碰上个大胡子”。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日日夜夜”的战斗式的生活开始了。
大批学生到校以后,就开始上课。这时,办公室的人员已经增加了一些,成立了教研室。有些是其他学校中文系应届毕业生分配来的,像田士琪、房玉清、孙钧政等通知,外语的,外语的又从英语系调来了许才德、倪大昕、张承汉等同志,从法语系调来了唐德明等同志,还有两位学意大利语的同志,还陆续从北大调进一些有留学生工作和教学经验的同志。先是罗福全同志,后来为了使我们这些人尽快熟悉教外国人汉语的工作,又抽调了赵淑华、马欣华、贾玉芬老师。我记得,他们三位是在京西斋堂下放劳动期间调上来的,来的时候好像还穿着下放时穿的大棉裤,脸上被山风吹得发红,很有几分“村”味儿。
硕士开始上课了,可是在学生三天两头出事的情况下,教学秩序建立不起来。他们以反对种族歧视为由罢课、集会,还有几次要上街游行;有些学生要求回国,有几次他们提着行李在主任办公室静坐,不解决问题就不走,说是不能死在中国。
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好像没什么好办法,又很怕造成不好的影响。学校领导成天研究对策,学校的正常秩序被打乱了。高教部、公安部、外交部、国务院外办、全国妇联、全国学联、中非友协、市外办等部门的有关领导都被惊动了。代表高教部处理非洲学生问题的,开始是对外司司长李滔通知,后来是王亦山同志(外国留学生高等预备学校成立时,王亦山同志被任命为校长,这是后话)。最紧张的时候,这些领导都是通宵达旦地在北外办公楼会议室开会。我们这些学外语出身的小青年,更是“指到哪里打到哪里”。上课的时候给主讲老师当翻译(我第一次跟贾玉芬老师搭班,在对外汉语教学方面她是我的启蒙老师),下了课就泡在学生宿舍,看他们又有什么动向,还要劝说他们。这样的工作一直到晚上,有点情况立即向领导报告,供领导研究。有时很晚才听说学生第二天又要有所动作,我们就连夜去敲学生门,劝阻他们。好在这些学生对老师的态度还好,所以倒也没有遇见过尴尬的局面。还有的时候,为了缓和气氛,组织晚会、舞会,开到午夜一两点钟结束。这些活动也起了分散学生的注意力的作用,像是“疲劳战术”,累得他们第二天起不来,他们的活动就告吹。这些,我们这些小伙子们都得陪到底。领导们则在会议室坐镇,等着听我们奏情况,跟我们一起“摸爬滚打”,会议结束,还要连夜起草汇报材料。这样的生活大约一直持续到外国留学生高等预备学校成立。我想,我把那个年代的生活形容成“日日夜夜”的“打仗”一般的日子,从那时过来的老同志,恐怕没有人会说我夸大其词吧。
当时正值困难时期,这样一天到晚地干,肚子里没有食,谁能不疲劳?但是那又是锻炼人的时期。想我这样的小青年,初涉世事,就赶上了那样复杂的局面,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应该说是得到了锻炼,增长了才干,积累了经验。若不是那样一个特殊时期,我们怎么能目睹那么多部门的领导同志在一起共商大事,耳濡目染,领略他们处理问题的艺术呢?那是艰苦的岁月,也是难忘的岁月。也是在那一年多的时间里,我受到了对外汉语教师的启蒙,我开始热爱这项事业。这就是我为什么在1961年,当按照政策我可以选择回系或者留下继续教汉语的时候,我选择了后者。这个选择决定了我一生的道路。42年后的今天,当我回首往事的时候,我仍然觉得自己的选择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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