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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有时我喜欢安静,有时我喜欢热闹。 有时我喜欢加入人群,有时我喜欢远离他们,独自呆着。 冬天我渴望阳光,夏天我盼望下雪。 春去秋来,不变的是我的学术信仰、志向和兴趣。一直思考着:什么是语用?为什么要研究语用?怎样研究语用?研究语用需要具备哪些素质?谁在研究语用?语用研究的走势如何?存在哪些问题?等等。 我深信“宁静”方可“致远”的道理,努力走向这种境界。 求学、求真的路上,深深领悟到过程决定结果,过程大于结果,远远大于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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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有光 | 我与圣约翰大学   

2017-02-11 15:52:16|  分类: 教育哲学edu phil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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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有光 | 我与圣约翰大学 2017-01-15 周有光 通识联播 博雅哥说 1月14日,我国著名语言学家、“汉语拼音之父”周有光去世,享年112岁。周有光早年研读经济学,1955年被调到北京后,进入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专职从事语言文字研究。并因主持拟定“汉语拼音方案”而被誉为“汉语拼音之父”。而85岁后,他则开始研究文化学问题。在学术成就之外,周有光先生“敢于说真话、说实话”的品格同样广为赞誉。 我们今天推送的主干内容摘自《周有光百岁口述》一书。在这部分中他回忆了自己考取上海圣约翰大学(Saint John's University)及在其中读书学习的经历。圣约翰大学是中国首个全英语授课的大学。有“东方哈佛”和“外交人才养成所”之雅称,曾创下民国教育的多项第一,是中国近代最著名的大学之一,也是在华办学时间最长的一所教会学校。1952年,圣约翰大学被分拆至上海各大名校后解散,一代名校就此消弭于历史长河。而在周有光先生这篇不乏观点态度的回忆中,我们也可见他对大学教育的理解与思考,而为我们今天的通识教育改革提供一个参照。 在这篇回忆后我们还附加了一段先生谈圣约翰大学与通识教育的独立文字,取自周有光先生的一次采访。这段文字中,先生对与通识教育的理解与看法有着更清晰体现。 Vol.393 通识经典 我与圣约翰大学 周有光 我考大学有趣味。我报考了两个大学,都考取了。一个是上海圣约翰大学,一个是南京东南高等师范学校,后来变成东南大学,后来又变成中央大学,今天是南京大学。为什么考两个大学呢?有几个比我高的同学劝我去考圣约翰大学,我到上海去考圣约翰大学,考取了。可是圣约翰大学贵得不得了,一个学期就要两百多块银元,我家里到我读大学是最穷的时候,没有钱。那时候每个大学考试的时间不一样,就再到南京去考,也考取了。南京东南高等师范学校不用学费,那么,我就准备去南京。我的姐姐在上海教书,她的同事朱毓君听说我考进了圣约翰大学不想读,她对我姐姐说:“考圣约翰大学比考状元还难,你弟弟考进圣约翰大学又不进,太可惜了。我也没有钱,我去问我妈妈借,让他去上学,上了学以后再想办法。”她的妈妈说:“我现在也没有钱,但是有皮箱,里面放了很多嫁妆,拿一个皮箱去当,就可以当两百多块钱。”她们家也在苏州,她妈妈很喜欢我,老太太待我很好,她的箱子放在后房,多少年也没有去开,没有用的。有出戏叫《借当》,借东西来当。这样我就上了圣约翰大学。 考大学很有意思,我们那时候考大学要考六天,8点钟到,真正考试是上午9点到12点,三个钟头不能停,下午1点到4点,一天六个小时,笔不停挥。考试的范围早已告诉你了,学校招考的小本子写明要考什么书,可以说没有舞弊,为什么呢?题目多得不得了,六天当中只有一天用中文,其他都用英文,题目多得你要笔不停挥。你想打稿子,不行,一打稿子,题目就做不完,舞弊是不大可能的。已经告诉你材料都在这里面,不要叫你猜,不捉迷藏,现在考试是捉迷藏。题目很多,就是叫你秉笔直书,写不快,就不行,怎么考,都公开的。而且很奇怪,今年招考多少人是没有数目的,七十分及格,及格的都收,哪年没有及格的,一个也不收。所以跟今天的考试方法完全不一样,没有名额,我们那一年,凡是及格的都收,宿舍不够,就把另外一些房子临时改成宿舍,跟今天完全不一样。我觉得考上不难,只要把指定的那些书搞清楚就行了。 还有一个笑话,上圣约翰大学报名要照片,我的同学关照我:“你最好拍一张西装照片。”因为我在常州不穿西装,土得很,也不知道西装怎么穿的。到照相馆去拍照,照相馆有西装准备拍照用的,照相馆的人也不知道怎么样打领带、领结。闹了一个笑话:他给我戴了一个领带,再戴一个领结。照片寄到上海,我的同学大笑,赶快寄回来,要求重拍。 图为圣约翰大学前身圣约翰学院 1923年,我从苏州坐火车到上海。从火车站下来,坐电车到静安寺,静安寺再往西,就是田野了。租了独轮车到圣约翰大学,圣约翰在上海梵王渡,今天就是中山公园那边。独轮车是什么时候有?大概九百年,所以坐独轮车上圣约翰大学在文化上跨过九百年。古老的中国要到教会学校学外国的东西,文化历史跨过九百年。 有趣味的事情是,进大学第一次去报到,给我一个卡片,把我的名字打在卡片上。上面有中文,也有拉丁字母,我一看,是用上海话拼的罗马字,这是学校规定的标准,在学校每一个地方签名,都要按照这个标准。学校的管理就按照罗马字来管。我一进学校就懂得什么是罗马字管理法,这是科学管理,到今天中国人都不懂,圣约翰的总务部是没有几个人的,管理起来好得不得了。这件事情印象很深,这就是外国文化跟中国文化不同的地方。后来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我到美国去工作,可以说,我在工作当中学到更多的东西,每一个环节都是高效率。人家问:“为什么美国人比别的国家富?”一天的工作要相当于好几个外国人,财富是这样来的。我到美国才知道,日本有一个调查团,调查美国人的办公效率,调查了几个月,写成一个报告,结论说:一个美国人可以抵十五个日本人。真是不一样,那时候电话当然还没有今天好,我才知道用电话的方法跟中国人不一样,在中国根本不重视效率,中国人办公的方法远不如他们。我训练到这个习惯:做事情一定要讲效率。 图为周有光先生 圣约翰大学的专业跟今天不一样,现在进大学就要分专业,圣约翰大学是外国规矩,大学一年级不分专业,都是基础课。专业分得粗得不得了,现在是根据苏联的办法,专得不得了。圣约翰大学本部只分文科、理科,医科在另外一个地方,我们不大碰头。一年级不分文理,二年级才分文理。我一年级进圣约翰大学,学基础课,三面墙上都是黑板,黑板可以拉上拉下的,好多学生可以在上面做题目,数学的水平比较高。我的数学很好,一个外国数学老师就劝我:“你就学理科吧。”可是,我的同学都跟我讲:“你不要学理科,要学文科。”为什么呢?圣约翰大学有名的是文科,不是理科,到了圣约翰大学不读有名的文科,而读理科,吃亏了。我就学了文科。实际上,我当时偏重经济学方面。 我那时候学经济,主要是学经济的技术,中国是一个大国,要做国际贸易,要办银行,要有一套学问,不像现在乱七八糟一下子几千万被人家骗走了,没有这么傻的事情。资本主义如果这么搞,早就垮掉了。国际贸易要有一套技术,我主要是学这方面的东西。 可以说,大学里所有的功课都很有意义,是英美的做法。比如大学里有一本小书,客人来了可以看,这本小书讲:我们这个大学不是培养专家的,是培养完美人格,在这个基础上,可以发展成为专家。一到圣约翰大学,每一课都有课外阅读材料,常常要看百科全书。学会了自学,学会了独立思考。这种教育方法从教师来讲,并不费事,可是可以给我们一个方向。 那时候鼓励学生自学,上课的时间并不多。有的时候,老师的几句话,会给学生一生影响很大。那时候的教育跟解放后苏联教育不一样,苏联教育是强迫性的“填鸭式”教育,效果不好。 在圣约翰大学,我印象很深刻的是看报,主要看英文报。一个英国教师问:“你们天天看报,是怎么看的?”我们说:“看报就看报,没有什么。”他说:“看报有看报的方法,每天看报要问自己:‘今天消息哪一条最重要?’第二个问题:‘为什么这条消息最重要?’第三个问题:‘这条消息的背景你知道不知道?’不知道就赶快去查书,查书是首先查百科全书。”我们按照他这个方法来看报,兴趣就大大提高。 圣约翰大学重视基础的教育,我读基础的文学、世界史,这很有用处。我进的中学是中国人办的,可是中学的世界史是英文的,世界地理、化学、物理是英文的。我们能够用英文,基础培养今天办不到,今天的中学生、小学生许多时间浪费到莫名其妙的课程上面,应当学的东西学不到,人又苦得要命。学生累得要死,搞得父母也累,睡觉都没有时间,结果学问学不好。我们的教学没有上轨道。 英文很容易学好,你重视它就会好的。我们的英文教师都是教会学校毕业的,我们中学能用英文演讲比赛,英文不过关不能毕业。实际上是中文、英文、数学三门课放了工夫,旁的都不放工夫,好多课不用考的。那时候比较轻松而学得好,今天把学生的时间都浪费掉。还有一个关键,那时候中学都是住读的,没有走读生的,一走读,走来走去,把精力都走光了。今天的学生到大学再读英文,那大学的课程怎么能读呢?大学是用英文了,不是学英文了。现在的青年苦得要命,这个办法不对,我们的教育要彻底地改变。 圣约翰大学在政治方面特别注重外交,从清朝末年到民国时代,外交界都是我的同学,顾维钧是比我们早的最有名的同学。我毕业以后,人家好多次请我到外交界去做事。张允和是断然反对我参加政治,我想是对的,假如我参加政治,就麻烦了。 圣约翰大学的校园美极了。现在上海的中山公园就是我们的校园,校园里原来都是大树,外国人对园林很重视。今天来看,我们学校是规模小,园林大。园林从前叫兆丰花园,现在叫中山公园,把树都搞光了。资本主义的管理学是值得钦佩的。 周有光谈通识教育: 所谓博雅教育,是英文Liberal Education的汉语翻译,这个翻译非常好,把意境提高了。也有的译为“通识教育”,虽然没有前者那么“雅”,但是我觉得,可能跟原来的意思更接近一点。 什么叫通识教育呢?我的看法是,它包含两方面内容:第一个内容是,要培养基础知识。近现代以来的传统是,把国(文)、英(语)、算视为基础知识。基础要培养得好,主要工作做在中学阶段,因此中学是最重要的。如果基础培养不好,以后的教育就困难了。现在好多大学生忙得要死,为什么呢?他们进了大学还要读英文背单词。可是我们那时候,中学时代就能很好的应用英文了,中学毕业出来就可以达到ABE(Adult Basic Education,成人基础教育)水平了。到了大学,学生就可以运用基础知识来获取更高层次的纯知识。因为基础知识,特别是语言知识,不是纯知识,而是工具知识,是获取知识的知识,是一种工具。即使懂得几种语言,也还是没有知识。 通识教育的第二个内容是,学习逻辑思维,培养独立思考的能力。这是非常重要的。那个时候圣约翰大学有一本小册子,专门给来访客人参考的,里面就讲本校的宗旨是“培养良好品德”。现在有人说要“培养高尚人格”,“高尚人格”的讲法就太高了吧。 在我们那个时代,大学毕业生都不是专家,只不过是受过一些基本训练的普通人,专家要在大学毕业以后再培养。解放以后,完全不一样了,因为中国学习苏联的教育模式。在苏联,大学毕业就是专家了。 我在圣约翰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呢?我想,最大的收获就是学会了怎么自学。学问是要自己学的,老师只不过指示道路给学生。 (本段摘自《今日中国的大学与大学教育》,载《读书》2010年第10期) 东宇 编辑 / 玄灵 校对 通识联播,每晚6点准时为您播报 通识经典丨 课程大纲 丨 微访谈 丨 走进课堂 阅藏知津丨 通识讲座 丨 讲习班 丨 博雅沙龙 来稿请寄:tongshilianbo@163.com Views 272934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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