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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我喜欢安静,有时我喜欢热闹。 有时我喜欢加入人群,有时我喜欢远离他们,独自呆着。 冬天我渴望阳光,夏天我盼望下雪。 春去秋来,不变的是我的学术信仰、志向和兴趣。一直思考着:什么是语用?为什么要研究语用?怎样研究语用?研究语用需要具备哪些素质?谁在研究语用?语用研究的走势如何?存在哪些问题?等等。 我深信“宁静”方可“致远”的道理,努力走向这种境界。 求学、求真的路上,深深领悟到过程决定结果,过程大于结果,远远大于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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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力先生的汉语历史词汇学研究    

2017-03-11 11:24:47|  分类: 教育哲学edu phil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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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绍愚:王力先生的汉语历史词汇学研究 2016-12-14 蒋绍愚 汉字学微刊 王力先生是语言学大师,在汉语研究的各个方面都有卓越的建树。王力先生的学问博大精深,难以窥其堂奥。作为他的学生,我仅就自己的体会,谈谈王力先生的汉语历史词汇学研究[1]。 一、训诂学和词汇学 训诂学是中国的传统学科,主要是字义的训释以及相关的研究。传统训诂学研究的对象和汉语历史词汇学有相同的地方,但研究的目的、研究的方法、研究的范围都有相当大的不同。王力先生是汉语历史词汇学的奠基人,他指出了传统训诂学和汉语历史词汇学之间的差异,指出了传统训诂学的成就和缺点,也就指明了汉语历史词汇学的发展方向。这是王力先生对汉语历史词汇学的重要贡献。 在谈到这个问题时,我们必须回顾中国语言学发展的历史,特别是19世纪末到20世纪前半期那个历史时期,它是中国语言学发展的重要时期。王力先生在他的《中国语言学史》中,专设“西学东渐的时期”一章,谈了这个时期中国语言学的发展。在这章的“结语”中,王力先生指出:在20世纪初,在语言学方面有“国故”和“新学”之分,“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它们是互相排斥的”。“直到1947年,王力发表了他的《新训诂学》,其中讲了‘旧训诂学的总清算’,提出了‘新训诂学’,才算跟旧派宣告了决裂。”(《中国语言学史》,《王力文集》第12卷)话说得很简短,但我们今天再来读,还应当深入体会。 这段话告诉我们:1.在中国语言学的转折时期,有新旧之争。对旧派不应全盘否定(这一点下面会谈到),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如果不能摆脱旧的学术思想的束缚,学术就不能前进。所以,王力先生用了“决裂”一词,这绝非过激之辞,在当时情况下是完全必要的。2.在新旧之争中,王力先生是旗帜鲜明地站在“新学”一边的。3.王力先生对自己的《新训诂学》一文很重视,我们可以把它看做新的汉语历史词汇学创建的宣言。 那么,《新训诂学》提出了哪些重要问题呢? 1.指出了旧训诂学和汉语历史词汇学在方法方面的差异。 “《四库全书提要》把小学分为三个部门:第一是字书之属,第二是训诂之属,第三是韵书之属……若依语言学的眼光看来,语言学也可以分为三个部门:第一是语音之学,第二是语法之学,第三是语义之学。这样,我们所谓语义之学(semantics)的范围,大致也和旧说的训诂学相当。但是,在治学方法上,二者之间有很大的差异,所以我们向来不大喜欢沿用训诂学的旧名称。这里因为要显示训诂学和语义学在方法上的异同,才把语义学称为新训诂学。” 至于方法上究竟有什么差异,在王力先生这篇文章和其他文章中已有说明,我们将在下面逐一介绍。 2.指出了旧训诂学和汉语历史词汇学在目的(或观念)方面的差异。 “旧训诂学的弊病,最大的一点乃是崇古。小学本是经学的附庸,最初的目的在乎明经,后来范围较大,也不过限于‘明古’。先秦的字义,差不多成为小学家唯一的对象。” “我们必须打破小学为经学附庸的旧观念,然后新训诂学才能真正成为语史学的一个部门。”(以上引文均见《新训诂学》,1947年。《王力文集》第16卷) 这些话告诉我们:1.汉语历史词汇研究的范围不应该局限于先秦,而应该扩大到汉语历史的每一个时期。2.汉语历史词汇研究的目的不是“明经”,而是对汉语词汇作历史的研究,它是整个汉语历史语言学的一个部分。这些问题,下面也会讲到。 但是,王力先生并没有对“旧派”或旧训诂学一概否定。《中国语言学史》紧接着说: “新派也有自己的弱点。在‘小学’作为经学附庸的时代,小学家几乎都是经学家,个个博闻强记,于学无所不窥。顾江戴段和王氏父子自然不用说了,即从章炳麟、黄侃而论,其中国史料知识渊博,远非新派所能望其项背。在封建时代,并没有所谓专门家,有的只是‘博学鸿词’,所以著名学者的学问都是全面的。……新派的语言学者一般总是把自己局限在狭小的范围之内。……曾经有一个时期,似乎所谓语言学只有方言调查,或者加上古音拟测,不但把中国传统的‘小学’置之不顾,连现代语言学也研究得不全面,更谈不上渊博了。”(《中国语言学史》,《王力文集》第12卷) 在另一篇文章中也说:“训诂学有它巨大的成就,但也存在着一些缺点。”(《训诂学上的一些问题》,1962年,《王力文集》第19卷) 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训诂学有了新的、重要的发展。一些学者把传统训诂学的长处加以发展,对传统训诂学的弊病予以革除。今天,这种新的、发展了的训诂学活跃在教学和研究领域中,情况已与20世纪初大不相同了。 下面,我们简要介绍王力先生在汉语历史词汇研究方面的几个重要观点。 二、历史的观念 汉语历史词汇的研究,首先要有历史的观念。下面先摘引王力先生的几段文章: “我们要研究语义,首先要有历史的观念。……(旧训诂学)只着重在汉代以前,汉代以后则很少道及。新训诂学首先应该矫正这个毛病,把语言的历史的每一个时代看作有同等的价值。”(新训诂学) “小学家把古代语言(主要是先秦语言)放在一个平面上研究。忽视了它的历史发展。段玉裁偶然讲一讲古今词义的异同,已经是凤毛麟角,他没有系统地讲语言的发展,也够不上称为历史语言学。”(《中国语言学史·全书的结论》,《王力文集》第12卷) “我们研究古代汉语,要建立历史观点。要注意语言的社会性和时代性。”(《研究古代汉语要建立历史发展的观点》,《王力文集》第16卷) “历史的观念”,是王力先生反复强调的。这包含两层意思: 1.汉语各个历史阶段的词汇有同等的研究价值。 这一点,现在看来好像是普通的常识了。但从学术发展的历史来看,这是一个很大的突破。在20世纪以前,对汉语历史词汇的研究主要限于汉代以前。汉代以后的词汇,尤其是各个时期的口语词语(即所谓“俗语词”)是很少研究的。也有一些学者注意到汉代以后的口语词语,如清代钱大昕有《恒言录》、郝懿行有《证俗文》,翟灏有《通俗编》,但都只是记录了一些口语词语,作了简单的释义,而没有深入系统的研究。正是由于王力先生和其他学者的大声疾呼,这种“历史的观念”才逐渐建立起来。到今天,情况已大为改观:各个时期的词汇都有人进行研究,各个时期的专书词汇研究的论著也写了不少。当然,作为一个汉语词汇历史研究的系统工程来看,还有不少空缺,还需要我们继续努力。 2.研究古代词汇要有历史发展的观点,要考察词汇的历史变化。 时代的不同,古人当然是知道的。只是因为训诂学的目的在于“明经”,所以他们只重视汉代以前,不重视汉代以后。但是时代不同,语言就有发展变化,这个历史发展的观点却是很晚才建立起来的。王力先生评论清代的语言研究时说: “严格的语言科学,只能算是从这个时期开始。一系列重大的问题都被陆续提了出来,并且解决得很好。第一是建立了历史发展观点。段玉裁所说的‘有古形,有今形,有古音,有今音,有古义,有今义’,在今天看来,问题多么简单!但是古人就在这些问题上栽跟头!”(《中国语言学史·第三章结语》,《王力文集》第12卷) 而且,直到马建忠,也还缺乏历史发展的观点: “马氏在理论上也有一些缺点。其中最重要的是缺乏历史主义观点。他在序文中把语法看成是‘有一成之律贯乎其中,历千古而无或少变。’他的意思是说,字形、字声是最易变的,而语法则是千古不变的。”(《中国语言学史·第四章·第16节》,《王力文集》第12卷) 可见,历史发展的观点要建立起来并不容易! 今天,对于从事语言研究的人来说,这个观点已经是人人皆知了。但面对同样的语言事实,有的人能观察到其中的历史变化,有的人却不能。这就牵涉到各人的水平,确实如王力先生所说,在于有没有“明锐的眼光”。 “从历史上观察语义的变迁,我们首先应该有明锐的眼光,任何细微的变化都不能忽略过去。”(《新训诂学》,《王力文集》第19卷) “语言是发展的,所以古今的词义是有变化的。……变化大的,令人看不出历史联系来。……变化小的,又令人根本不知道有变化。……我们这里只谈变化小的,因为变化小容易为人们所忽略,而它们已足以证明词义的演变一般是渐变而不是突变。”(《汉语词汇史·第四章古今词义的异同》,《王力文集》第11卷) “在异同的问题上,难处不在同,而在异;不在‘迥别’,而在‘微殊’。”(《古代汉语》第一单元 古今词义的异同) 在这方面,王力先生是我们的榜样。他所谈到的一些词义的变化,往往是人们所忽略的。在《新训诂学》中,他就谈到了“脚”和“再”的词义演变,谈到了“仅”在唐代可以表示程度高,谈到了“两”和“二”的区别。在《汉语史稿》和《汉语词汇史》中,有“词是怎样改变了意义的”和“概念是怎样改变了名称的”两节,从两个方面考察了词汇和词义的历史变化,都观察得十分细致,谈得十分深入。今天,这些例子都已经为大家熟知,不必一一列举了。但是,要具备这样的“眼光”却殊非易事,还有待于研究者提高自己的水平。 三、语言的社会性 要注意语言的社会性,这是王力先生的另一个重要观点。 “语言是社会的产物,没有社会就没有语言。这也是一个普通语言学的原理。我们研究语言,就要注意语言的社会性。”(《我的治学经验》,《王力文集》第20卷) 1.把这个观点用于汉语历史词汇的研究,就是要正确处理常义和僻义。 “从语言的社会性来看,语言的词汇所表达的,应该都是经常的意义,而不是偏僻的意义。……我们在注释一句古书的时候,除非有了绝对可靠的证据,否则宁可依照常义,不可依照僻义。依照僻义,曲解的危险性是很大的。” “还有一种情况,连僻义也谈不上。那就是:字书中虽然说某字有某种意义,但是在古人的著作中无从证实。例如《说文》:‘殿,击声也。’又如《广雅·释诂》:‘乡,救也。’根据语言社会性的原则,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宁愿不相信字书。”(均见《训诂学上的一些问题》,《王力文集》第19卷) 这是告诉我们怎样读古书,怎样理解古书中的字义。古代训诂学家有时刻意求新,对古书字义不采用常见的解释,而是引用古注或古代字书中出现过的僻义而曲为之解,这是不足为训的。 在词汇研究方面,古代训诂学注重的是比较难懂的词义,而对常用的词义则不加重视,这是由他们“明经”的目的决定的。但从汉语历史词汇研究的角度看,常用词是词汇的主体,所以常用词的研究应该占有重要的地位。王力先生一向重视常用词的研究。他主编的《古代汉语》每个单元后面有“常用词”,我们在王力先生指导下编写的《古汉语常用字字典》,收的都是常用字。这都是王力先生这一思想的体现。现在人们对历史上常用词的研究相当重视,出现了不少有关常用词演变的学术著作,这也和王力先生一贯的倡导有关。 王力先生还批评过“远绍”的猜测。“所谓‘远绍’,是假定某一种语义曾经于一二千年前出现过一次,以后的史料毫无所见,直至最近的书籍或现代方言里才再出现。这种神出鬼没的怪现状,语言史上是不会有的。上文所述《辞海》里解释‘吓’字[2],就犯了这种武断的毛病。此外另有一种情形和这种情形相近似的,就是假定某一种意义在一二千年前已成死义,隔了一二千年后,还生了一个儿子。例如‘该’字,《说文》云:‘军中约也。’‘应该’的‘该’和‘该欠’的‘该’似乎都可以勉强说是由‘军中约’的意义引申而来(段玉裁就是这样说)可奇怪的是,‘应该’的‘该’大约产生于宋代以后,‘该欠’的‘该’或者更后,而‘军中约’的古义,即使曾经存在过,也是在汉代以前早成死义,怎能在千年之后突然引申出两种新兴的意义来呢?这是语源学方法中最重要的一点。”(《新训诂学》,《王力文集》第19卷)这种“远绍”的猜测也是违背语言社会性的原则的,因为语言总是某一人群使用的,不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形:一个词在某个时期只使用过一两次,后来一直没有人使用,过了一二千年后突然又使用起来,或者引申出新的意义。有的学者对指示代词“那”的来源的研究,就犯了这样的毛病:指示代词“那”在唐代文献中开始出现,但有人在在东汉支娄迦谶译的《文殊师利问菩萨署经》中找到一个例子:“诸过去佛悉那中浴。”就认为指示代词“那”在东汉已经出现。如果果真如此,那么为什么在东汉到唐代这五百多年中一直没有人使用呢?经过别的学者的研究,这个问题已经解决:汉译佛典中这种“那”出现不止一处,但都是“于”的意思,和指示代词“那”无关。[3]这个例子提醒我们:在进行汉语历史词汇研究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语言的社会性。 2.注意词汇和社会、文化的关系。 语言的社会性还表现为词汇和社会、文化有密切的关系。这方面王力先生也有不少论述。如:“曾经有人提及过文字学和文化史的关系,有许多的语源可以证明这一事实。……其实何止如此?一切的语言史都可认为文化史的一部分,而语义的历史又是语言史的一部分。”(《新训诂学》,《王力文集》第19卷) “概念的一般化,和社会的发展有关。在今天的社会里显然不需要像畜牧时代那样把畜生区别得非常细微。……概念的一般化,又和时代、风俗有关。……概念的特殊化,同样地受社会发展的影响。有些新的概念需要比较特殊的字眼去表示它们。”“避讳和禁忌,是概念变更的原因之一。”还有“避亵,委婉语”也影响到词汇的变化。(《汉语词汇史·第六章概念是怎样改变了名称的》,《王力文集》第11卷) 这方面的研究,现在也有人做了,但总的看来,还做得不够,有待于加强。 四、词汇和语音、语法的关系 王力先生的又一个重要观点是:词汇和语音、语法是互相关联的。 早在1947年写的《新训诂学》中,王力先生就说过:“语义学不能不兼顾到它与语音或语法的关系。关于语音和语义的关系,前人已经注意到。……至于语法和语义的关系,向来很少有人注意到。” 在谈到词汇和语法的关系时,王力先生以《孟子》中的一句话为例:《孟子·滕文公上》:“且许子何不为陶冶,舍皆取诸其宫中而用之?何为纷纷然与百工交易?” 章炳麟解释句中的“舍”字说:“余,语之舒也。‘余’亦训‘何’,通借作‘舍’,今通言‘甚么’,‘舍’之切音也。川楚之间曰‘舍子’,江南曰‘舍’,俗作‘啥’,本‘余’字也。”“《孟子·滕文公篇》‘舍皆取诸宫中而用之’,犹言何物皆取诸其宫中而用之也。”(新方言) 王力先生不同意这种解释。他说:“上面说及‘什么都……’一类的语法(疑问代词后紧接范围副词)是上古所没有的,于是我们知道‘舍皆……’不能解释为‘何物皆……’,就是从语法上证明语义的。” 文章接着说: “许多字典都把‘适’解释为‘往也’,然而上古的‘往’字是一个纯粹的内动词,‘往’的目的地是不说出或不能说出的;上古的‘适’字是一个外动词或准外动词(有人称为关系内动词),‘适’的目的地是必须说出的。‘往’相当于现代官话的‘去’,‘适’相当于现代官话的‘到……去’,这是语法的不同影响到语义的不同。”(引文均见《新训诂学》,《王力文集》第19卷) 这两个例子都举得很好。一是说语法可以帮助我们确定词义,一是说语法的不同会影响词义的不同。在20世纪40年代就这样清楚地论述了词汇和语法的关系,使人不能不佩服王力先生的卓识。 在20世纪80年代,王力先生还说过一番话,也涉及词汇和语法的关系:“我问我的研究生,‘吃饭’这个概念,上古汉语里怎么说,许多人回答不上来。说成‘食饭’吗?不是的。‘饭’字在上古汉语里只当动词用,不当名词用。《论语·述而》:‘饭疏食,饮水。’‘饭疏食’是吃粗粮的意思。那么能不能‘吃饭’译成‘饭食(si)’呢?那也不行。上古没有这种构词法。上古时代,人们把‘吃饭’这个概念简单地说成‘食(shi)’或‘饭(上声)’。例如:《左传·成公二年》:‘余姑翦灭此而朝食。’《史记·廉颇列传》:‘廉将军虽老,尚善饭。’”(《研究古代汉语要建立历史发展的观点》,《王力文集》第16卷) 这番话看起来好像只是谈到“吃饭”这个概念在古代汉语中怎样表达,但深入一步看,这是告诉我们:“吃”这个动作和“饭”这个对象,古代可以用一个词来表达;而后来要用一个动词加一个宾语来表达。我们可以继续问:这种不同,对古今语法有没有影响呢?有的。王力先生已经说到:古代的“食”和“饭”不能带宾语,古代没有“食饭”和“饭食(si)”的说法。这是因为动作的对象已经包含在动词之中。而后来的“吃”对象必须在句中出现:多数是作为宾语出现,也可以在动词前面出现,如:“汝阿娘如今未得饭吃。”(《目莲变文》)这就是词汇的不同影响到句法的不同。 这样的例子不止一个。表示“穿衣”的词,上古用“衣”,中古用“著(着)”,近代用“穿”。但“衣”和“著(着)”、“穿”的词义构成并不相同:“衣”既包含动作,也包含对象;“著(着)”、“穿”只包含动作,不包含对象。正因为如此,所以它们能进入的语法组合也不同。 “衣”主要有下列(1)—(3)种组合: (1)衣+0“衣”的宾语不出现。因为动作的对象已经包含在“衣”的语义结构中了。 织而衣,耕而食。(《庄子·马蹄》) 禹之裸国,裸入衣出。(《吕氏春秋·贵因》) (2)衣+N/之(“N/之”表示人)“衣”的宾语是人。“衣+N/之”表示给某人穿衣。动作的对象“衣服”仍然不出现,而是包含在“衣”的语义结构中。 翟虑织而衣天下之人矣。(《墨子·鲁问》) 是故退睹其友,饥则食之,寒则衣之。(《墨子·兼爱下》) (3)衣+N(N表示衣服的质料或某种衣服)只有这种组合中“衣”可以以对象为宾语,但 宾语N必须是衣服的质料或某种衣服,而不能是泛指的“衣”。古代汉语中不说“衣衣”。 冬日衣皮毛,夏日衣葛絺。(《庄子·让王》) 晏子衣缁布之衣,麋鹿之裘。(《晏子春秋·卷六》) “著(着)”没有上述“衣”的(1)(2)种语法组合。“著(着)”的对象必须出现,或是“著(着)+N”,或是“N+著(着)”。N可以是某种衣服,也可以是泛指的“衣”,可以说“著(着)衣”。 王浚冲为尚书令,著公服,乘轺车。(《世说新语·伤逝》) 谢遏夏月尝仰卧,谢公清晨卒来,不暇著衣,跣出屋外。(《世说新语·排调》) 机梭抛处既辛勤,锦绮著时令爱惜。(《敦煌变文新书·长兴四年中兴殿应圣节讲经文》) 贞夫曰:“宋王有衣,妾亦不著。”(《敦煌变文新书·韩朋赋》) 这个问题在这里只谈个大概,我还另有专文论述。 五、语言的系统性 最后,应该提到王力先生一个重要观点:语言的系统性。关于这一点,王力先生也是屡次提到:“普通语言学里讲了很多很重要的道理。例如‘语言是一个系统’,这一个原理就很重要,我一生受用不尽。”(《我的治学经验》,《王力文集》第20卷) “普通语言学还有这样一个原理:语言的历史发展也是系统的。从一个时代变到另一个时代,是一个新的系统代替一个旧的系统。它不是零零碎碎地变的。所以我们研究语言史决不能零敲碎打,而必须对整个语言系统进行全面的审查。”(同上) “‘语言是一个系统’,这一个原理……我一生受用不尽”,这样一句很简短的话,却包含了很深刻的道理。确实,王力先生之所以成为语言学大师,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他用系统的观点研究语言。 是否把语言看做一个系统,是否对语言进行系统的研究,不仅关系到一个学者的成就,而且对于整个语言研究都至关重要。王力先生曾经说到“语文学”和“语言学”的区别,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在于是否对语言进行系统的研究: “大家知道,语文学(philology)和语言学(linguistics)是有分别的。前者是文字或书面语言的研究,特别着重在文献资料的考证和故训的寻求,这种研究比较零散,缺乏系统性;后者的研究对象则是语言本身,研究的结果可以得出科学的、系统的、细致的、全面的理论。”(《中国语言学史·前言》,《王力文集》第12卷) 语言是一个系统,词汇也是一个系统。王力先生说:“从前,我们以为,在语言三大要素中,语音、语法都有很强的系统性,唯有词汇是一盘散沙。现在,通过同源字的研究,我们知道,有许多词都是互相联系着的。”(《同源字典·同源字论》,《王力文集》第8卷) 但是,词汇系统远比语音系统和语法系统复杂。所以,对词汇系统的研究还存在不少问题。 1.对于词汇是不是一个系统,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有的学者否认词汇是一个系统。有的学者认为词汇是一个系统,但他们所持的理由也不完全相同。这个问题还可以进一步讨论。 2.如果词汇是一个系统,那么,这个系统是怎样构成的?又怎样从词汇系统的角度来研究汉语词汇的历史演变?在语音、语法、词汇三者之中,语音的系统性是最强的。通过对声韵调的分析,就可以构成一个时代的语音系统;比较各个时代的声韵调及其组合,并研究其历史发展,就可以写出一部语音史。语法的系统性也比较强,不论是词组中心说,还是小句中心说,都可以以词组或小句为中心,显示一个时代的语法系统;通过词类和句式在各个时期的发展演变,就可以写一部语法史。那么,词汇呢?无论是一个时代的词汇系统,还是词汇系统的历史变化,我们今天都说不出太多的东西。这个问题是有待于进一步研究的。 “语言是一个系统”,这是各种语言的共性。但各种语言又有不同的系统。研究汉语,就要研究汉语自身的系统,也就是说,要重视汉语的特点。 王力先生在谈到他自己的著作时,很强调重视汉语的特点。他说:“1936年1月,王力发表了《中国文法学初探》一文,对前此的汉语语法研究方法进行了批判。他反对模仿西洋语法。他认为拿西洋语法来比较研究是可以的,但是他说:‘我们对于某一族语的文法的研究,不难在把另一族语相比较以证明其相同之点,而难在就本族语里寻求其与世界诸族语相异之点。看见别人家里的某一件东西,回来看看自己家里有没有,本来是可以的,只该留神一点,不要把竹夫人误认为字纸篓。’” 对于他的《中国现代语法》、《中国语法理论》、《中国语法纲要》三部书,他谈到了书中对一些汉语句法上的特殊结构的分析和命名,把“了”、“着”认为情貌的记号,以及对称数法的讨论,最后说:“这些理论在语法学界都起了较大的影响。这是重视汉语特点的结果。”(以上引文均见《中国语言学史·第4章·第16节》。《王力文集》第12卷) 王力先生的其他著作也都重视汉语的特点。我们也可以这样说:王力先生能在学术上作出重大贡献,是他重视汉语特点的结果。 词汇的民族性很强。在汉语历史词汇研究方面,比如词语解释、词义辨析、同义词和反义词研究,常用词演变研究等,似乎不存在“照搬”的问题,也不必强调重视汉语特点。但是,汉语历史词汇研究除了上述方面以外,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比如词义演变规律的探求、词义构成要素的分析、词义演变和认知规律的关系等,这些方面,西方语言学家已经做了不少研究,对他们的研究成果,也有个“借鉴”还是“照搬”的问题。拒绝借鉴是错误的,王力先生在谈到词义演变的时候,就用西方学者提出的“扩大”、“缩小”、“转移”来分析汉语词汇。“照搬”也是错误的,西方语言的词汇研究中总结出来的东西,对汉语未必全都适用,不能全盘照搬。至于哪些适用、哪些不适用、或者大致适用,但要加以补充和修改,这唯一的标准就是汉语词汇的实际情况。所以,还是要强调重视汉语特点。在这个问题上,“借鉴而不照搬”这个大原则是谁都同意的,但具体做起来,究竟那些可以借鉴,哪些不能照搬,怎样做才是借鉴,怎样做就是照搬,可能意见不一致。我想,学术研究重在实践和探索,我们不妨根据各自的认识去进行研究和探索,在研究和探索过程中不断总结,做得好的就予以肯定,有偏差的就加以纠正,通过反复的实践和探索,一定能够找出符合汉语词汇实际的规律。 以上谈了五个方面。王力先生在这些方面的观点,对我们进行汉语历史语言学的研究,都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我们应当遵循王力先生的教导,把汉语历史语言学的研究推向前进。 在学术上,传承和发展是紧密联系、缺一不可的两个重要方面。传承是发展的必要条件,离开了传承就不可能有发展。学术前辈(特别是一些学术大师)的重要成果、重要观点,影响十分深远,为我们今天的研究指明了方向。发展是传承的目的,研究、总结学术前辈的成果和观点,是为了把学术更好地推向前进。前辈为我们指明了方向,但学术发展的道路还是要我们自己去走;我们不但要继承,而且要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学术发展的道路是曲折的,由于种种原因,在王力先生等语言学大师去世以后,至今没有出现过新的语言学大师。但学术发展的总趋势是向前的,我们期待,在本世纪中,这样的大师将会出现。 [1] 王力先生没有用过“汉语历史词汇学”这个术语。这个名称是根据王力先生的学术思想提出来的。王力先生有过“汉语词汇史研究”、“古汉语词汇研究”、“语义学”、“新训诂学”等提法,这些提法可以用“汉语历史词汇学”来概括。汉语历史词汇学包括汉语词汇史的研究,古汉语同源词、同义词的研究,常用词演变的研究,近代汉语俗词语的研究,音义关系的研究,词汇和文化关系的研究,以及有关汉语历史词汇的理论问题的研究等方面。这些方面的问题王力先生大多都研究过,不但有众多的研究成果,而且有许多极其重要的指导性意见,是我们应当认真总结的。 [2] 这是指1915 年出版的《辞源》。其“吓”字条下“(二)惊恐人曰吓。《庄子·秋水》:‘今子欲以子之梁国而吓我也。’” [3] 蒋绍愚:《近代汉语研究概要》,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7—28 页。 参考文献 [1]王力1947:《新训诂学》,《王力文集》第19卷,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 [2]王力1957:《汉语史稿》,《王力文集》第9卷,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 [3]王力1962:《训诂学上的一些问题》,《王力文集》第19卷,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 [4]王力1964:《中国语言学史》,《王力文集》第12卷,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 [5]王力1982:《同源字典》,《王力文集》第8卷,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 [6]王力1983:《研究古代汉语要建立历史发展的观点》,《王力文集》第16卷,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 [7]王力1984:《我的治学经验》,《王力文集》第20卷,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 [8]王力1990:《汉语词汇史》,《王力文集》第11卷,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 [9]王力主编1962:《古代汉语》,北京:中华书局。 (本文原载《北京大学学报》2010年第5期) 长按下方指纹识别二维码关注我们吧~ Views 11905Report Top Comments Write a comment 1 罗阳旨 王力先生为汉语言文字研究作出了巨大贡献,功不可没! 2016-12-14 Most upvoted comments above Learn about writing a valuable com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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