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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我喜欢安静,有时我喜欢热闹。 有时我喜欢加入人群,有时我喜欢远离他们,独自呆着。 冬天我渴望阳光,夏天我盼望下雪。 春去秋来,不变的是我的学术信仰、志向和兴趣。一直思考着:什么是语用?为什么要研究语用?怎样研究语用?研究语用需要具备哪些素质?谁在研究语用?语用研究的走势如何?存在哪些问题?等等。 我深信“宁静”方可“致远”的道理,努力走向这种境界。 求学、求真的路上,深深领悟到过程决定结果,过程大于结果,远远大于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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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交通大学杨惠中教授缅怀桂诗春教授:愿诗春老友安息    

2017-05-10 09:39:20|  分类: 教育哲学edu phil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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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交通大学杨惠中教授缅怀桂诗春教授:愿诗春老友安息 2017-05-09 杨惠中 教授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惊闻桂老师仙逝,内心百感交集,不胜悲痛。首先想到的是“愿诗春老友安息”,桂老师一生奋斗不息,著作等身,桃李满天下,他奠基的应用语言学已经在我国生根落地,成果丰硕,桂老师可以安息了。我跟桂老师相识已经快四十年,第一次是在什么时候在什么情况下见的面,现在已经无从想起。桂老师长我六岁,我在应用语言学领域工作,可以说都是向他学习的,始终把桂老师看作师长。由于在同一个领域工作,特别是四、六级考试启动以后,见面的机会多起来了,无论是共同出席会议或者专程前往拜访,每次有机会见面,都要长谈数小时,到现在一共见了几次面、累计谈话几个小时,已经没法统计。见了面天南地北古今中外无所不谈,渐渐地变成了亦师亦友,但是桂老师的意见和建议,我总是不折不扣地听进去,这不仅因为他的睿智和洞察力,而且因为他在我心目中始终像兄长一般。后来我们都上了年纪,桂老师践行的是王宗炎先生的做法:“七十不出国、八十不出市、九十不离屋”,确是智者之言。我也努力这样践行,于是见面的机会开始变得少了,后来愈来愈少,但是书信往来不断。在数十年的交往中,无论通信还是面见,开始时以桂老师杨老师互称,不久就变成了老桂老杨,直到前几年,在通信中彼此视为老友。对我来说,老是事实,友是私谊;在学问道德上,我始终怀着“高山仰止”的心情。视为老友,不禁感慨万千。想想人真是奇怪的动物,全国人口达十三亿,能够数十年真诚相交的有几个?我这人不善交际,见到不熟悉的人往往“讷于言不知措”,年轻时还被指为自高自大,但是每次见到桂老师,相谈数小时意犹未足,现在忽然老友作古,心中悲切! 和桂老师谈话谈得最多的自然是语言测试、语料库语言学、英语教学。但是我们的谈话其实范围极为广泛,例如最近一次谈话涉及步入数字化时代的感受,谈到互联网+对教育的影响,谈到大数据时代,忽然想到,我国近代经学研究中的“串珠”或“引得”,目的是“以经证经”,其实就是我们今天讲的 concordancing,语料库语言学其实就是语言学研究中大数据方法的运用,由此联想到斯诺登曝料进行绝密电子监听的棱镜计划,且不就是语料库语言学研究方法的一种另类应用?又联想到科举中的“贴经”,其实就是今天大规模测试中使用的多项选择题的雏形,这些都是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的贡献,计算机只是工具而已;对教育来说,数字化不能仅仅是花大钱投资购买数字化语言实验室,而是要重视软件开发,尤其是课件开发,也就是重视内容建设(content industry),这才是关键,这些都是上下位关系,只有正确摆对位置才能收到实效;再进一步,还有更上层的关系,就是要重视教学理念。韩愈认为,为师之道是传道授业解惑,授业指的就是传授知识,培根也说过知识就是力量,但是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以前这或许是对的,现在已经进入知识爆炸的21世纪,知识半衰期越来越短,如果学生只关注知识的掌握和积累,毕业以后很快就会过时。知识和智慧不同,老子、孔子、苏格拉底、柏拉图,哪一位使用过智能手机或者 ppt?可是今天世界上有谁的智慧超过了他们!看来教育应着重在能力的培养上,主要是培养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这将让学生终身受用。今天,教育的重点又前进了一步,已经发展到重视培养创新能力,创新能力的基础是 critical thinking,ETS 还开发了测量 critical thinking ability 的考试项目,但是 critical thinking 在中文中怎么表达?如果直接译成“批判性思维”,很容易联想到革命大批判、联想到大破大立,历史的经验教训将使人敬而远之,必然限制对criticalthinking ability 的养成,不妨叫做“审辨式思维”比较合适,所谓审辨式思维就是对所获得的信息进行分析与评估,决定是否接受或舍弃,把审辨式思维作为创新能力的基础似乎比较合适。再一想,今天已经出现了Critical Language Testing, Critical Socloogy, Critical Assessment 等等学科,又怎么译呢,看来要等待各专业的人士在深入钻研的基础上找到合适的译名。…… 一面喝茶,一面神聊,这样的神聊是没有边界的。对我来说与桂老师品茗神聊是一种享受,是一种精神境界。桂老师思想深邃、学识渊博、趣味高雅,在神聊的过程中我常常感受到一种顿悟、一种精神的拓展、一种理解的深化。 在神聊的过程中难免涉及学术界的某些不良现象,桂老师都能一针见血地指出问题的关键所在,但是讨论的都是事,从未涉及人,在几十年的交往中我从未听见桂老师对任何人 - 确实是任何人- 说过任何否定或贬抑的话,那种文人相轻的陋习在桂老师身上连半点影子也没有。现在有些高高在上的“学者”,对他人一辈子潜心工作的成果,不需要任何论证,就轻易地贬低或否定。这种“学者”的做派,在桂老师身上绝对不可想象。桂老师给我的印象只有睿智、博识、温良、淳朴、正派、感情丰富,品节高尚。有人说汪曾祺是中国文坛的一位士大夫,我觉得桂诗春是我国外语界的一位士大夫。高风亮节、山高水长! 我们总是从道德和文章两个方面来评价一位学者,桂老师著作等身,涉足广泛,每一个领域的专著都是一座座学术丰碑,矗立在那里,年轻的学者随时可以钻研,不必在这里详述。我只想就我认识的桂老师在道德做人方面的风范讲讲我的一些感受,或许对年轻人的成长更有助益。 在商品社会里总有逐利之徒,出版是传播文化的基业,是教育事业的重要环节,可是对有些人来说出版只不过是营利的手段。桂老师说,有一次某出版商找上门来,向他约稿,要“合作”为英语初学者编一本书,说在外语热的氛围下,一定会成为畅销热门书,并许以高额报酬。桂老师一眼看穿,委婉地说没有时间,对方还不死心,说不用你花时间,只需要你署名,连书名也已经起好:《最后一次学英语》,这明显是想利用桂老师的盛名糊弄青年学生,谋取不义之财,桂老师断然拒绝。从此桂老师对利欲熏心的商人多了一份警戒之心。桂老师是全国外语电化教育研究会会长,我忝为副会长,第一次全国会议在杭州举行。改革开放催生的外语热,使电子学习机应运而生,名为学习机,其实就是模拟试题集之类教育垃圾的数字化,好几个厂商看到了巨大商机,闻风而动,赶到杭州。开会前一天晚上我们正在讨论会议事项,某一厂商经理推门而入,盛情邀请会议领导小组共进晚餐,桂老师当即表示:“吃饭可以,我的名字是不卖的。”态度之严厉,令人震撼,不给商业炒作留下丝毫余地,给我极为深刻的印象。这就是我国学人应该学习的高风亮节。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四、六级考委会有严格规定,考委会成员都必需签署书面协议,承诺不参与编写和出版模拟试题集、不参与应试培训之类活动。 桂老师曾经担任广州外国语学院校长,为广外的学科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这是世人皆知、有目共睹的,他的能力、学识、组织才干,胜任这一重要职务绰绰有余,但是毫无疑问必然占用他不少需要用于研究的时间和精力。他是怎么担任这一要职的,从未跟我说过,我也从来没有问过。但是绝不可能是他谋取来的,这不是他的为人。相反,他对于官场的一套很不适应。有一次我们一起到北京开会,当时还不知道什么星级宾馆,大木仓胡同教育部对面就有招待所,我们就住在招待所里,非常方便。但是按照严格的等级制度,招待所有两个,一个是六层高的普通招待所,一般人去教育部出差就住在那里,旁边还有一个两层高的小楼,条件略好一些,但必须带有“长”字的领导才能入住,桂老师是校长,当然入住小楼。对我来说这本是很自然的事情,可是桂老师可能觉得同样开会,待遇却不同,有些不公,也可能觉得少了畅谈的机会,有些遗憾,跟我说了下面这样的话,“还有一年任期就要满了,可是要辞掉校长职务,学校讲了没用,市里也没有权力决定,要省委组织部才能决定,省委组织部说,来找他们的都是要官的,找他们而要求不做官的只有你一个人。”这是他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说起关于担任校长职务的事情。在现在行政化、官员化愈演愈烈,甚至蔓延到学界的时候,每每想起桂老师的道德风范、为人魅力,我总会有很深的感触。 桂老师是第一个将应用语言学引进我国的前辈学者,他是理论家,而且往往领先一步,甚至好几步,有一次在聊天的时候他告诉我说原来他是搞文学的,后来从事英语教学,觉得问题不少,不知道解决之道在哪里,直到七十年代中期参加当时国家教委派出的一个访英代表团,第一次接触到应用语言学,才马上意识到这正是我国英语教育所迫切需要的,毅然决定改行,一切从头开始,从事应用语言学研究。桂老师的决定充分反映了他的学术敏感性和对我国外语教育事业的高度责任心,他的决定不但有远见而且及时。文化大革命以后,我国教育事业逐步走上正轨,国家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推动我国广大科技人员迫切要求掌握英语。1978年许国璋教授发表文章指出,就全国的外语教学而言,重点应该是培养各行各业掌握外语的人才,这正是当时所说的公共外语教学的任务,明确提出掌握外语的目的应当是以外语为工具学习世界上的先进科学技术,促进文化交流。指出我国外语教学改革的重点是公共外语教学,英语专业教学是小头,公共英语教学是大头,因为公共英语教学每年涉及数百万学生。但在改革开放初期,我国高校毕业生的外语水平远不能满足需要,当时的公共英语教学并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80年代初制定的大学英语教学大纲,对我国大学生的英语培养目标只有阅读一项要求,而且要求很低,英语教学基本上是语法翻译法,教材以语法为纲进行编写,课文就是对语法的例解,语法知识既是教学的内容,又是考核的手段,结果是学了多年外语既不会读写,更不会听说。英语教学的这种状况令我们感到非常困惑,曾经就当时高校的英语教学情况写信向社科院语言研究所吕叔湘先生请教,吕先生马上回了信,信中说“高等学校中的公共英语课程形同虚设”,不久,吕叔湘先生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指出了高校公共外语教学亟待改革。正是在这种混沌困惑的时候,读到桂老师1980年12月发表的“我国应用语言学的现状和展望”一文,茅塞顿开,才知道历来的外语教学往往是经验之学,把外语教学作为一门科学来研究不过是最近半个世纪的事情。这门科学就是应用语言学。应用语言学是语言理论和语言教学实践之间的一座桥梁。应用语言学研究语言习得的心理过程、教学目标、教学方法、测试手段,目的是把外语教学纳入科学的轨道,以便提高教学质量和教学效率。此后,我国大学英语教学的发展,基本上沿着应用语言学的方法和路径发展,在新的《大学英语教学大纲》的设计过程中,从需求分析开始,根据实际需要确定教学目标,开展词频调查,制定常用词表,通过调查研究确定交际功能和微技能。《大学英语教学大纲》颁布后,大学英语教学与研究出现了欣欣向荣的局面,扭转了公共外语课程“形同虚设”的状态。可以说,大学英语教学是我国应用语言学研究与实践的一块热土,三十多年来大学英语教学改革正是和应用语言学在我国同步发展的。今天我们缅怀桂老师,回顾这一段历史,不能忘记我国应用语言学的奠基人桂诗春。 桂老师是理论家,但不是坐而论道的空头理论家,而是身体力行的实践家。语言测试是桂老师从事应用语言学研究的又一个重要领域。早在1980年为了科学地选拔出国留学人员,教育部高教一司决定自主开发设计“英语水平考试”(English Proficiency Test, EPT),由蒋妙瑞副司长亲自负责, EPT 的开发设计由广州外国语学院的桂诗春教授、北京外国语学院的刘承沛教授和上海外国语学院的杨小石教授三巨头负责,我也参加了 EPT 的具体工作。桂老师严格按照标准化考试的要求进行开发设计,使 EPT 成为我国第一个科学地开发设计的标准化考试,并很快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为国家选拔优秀人才出国进修深造创造了条件。EPT 的成功实施,迅速引起国际上的注意。作为 EPT 效度研究的一部分,桂老师曾经在广州外国语学院出国培训部对正在进行出国培训的学员做过一次 EPT 考试和 TOEFL 考试的对比研究,两者相关系数高达0.89,1982年在香港大学举行的语言测试国际会议上宣读了相关论文,报道了这件事。我没有参加这一对比研究项目,但是我和桂诗春教授一起出席了香港大学的会议。EPT 是完全按照标准化考试的专业要求设计的,经过短短两三年的努力,就达到这样高的学术水平,说明桂老师等一批学者的学术水准,美国的大学也已经逐步采用 EPT 成绩作为录取中国留学进修人员的依据,这件事在国内没有怎样报道,也没有多少人懂得其中的学术含量,但是国际上的语言测试学界是懂的,尤其是美国的 ETS,试想当时已经有每年几万人的出国留学规模,如果美国的大学都承认 EPT 成绩,对 ETS 来说意味着什么?ETS 对此感到紧张的程度我正巧直接感受到了,这里我要以这个亲身经历来说明桂老师的学术成果的威力。1983年至1984年我在英国伯明翰大学作访问学者,和Sinclair 教授一起搞语料库语言学研究。1984年10月6日已做好回国准备,机票都已经拿到手里,10月3日忽然收到一封 ETS 从美国寄来的信,邀请我前往 ETS 访问三周,一切费用包括从伦敦到纽约的来回机票均由 ETS 承担,我想这是对语言测试作深入了解的好机会,马上跟使馆教育处和我的奖学金资助者英国文化委员会联系,双方都支持,于是动身飞往美国。在 ETS, 前后三个星期,美方毫无保留地让我参观了考试开发和组织实施的全过程,由 ETS 安排跟几乎每个部门的负责人都见了面并进行了讨论,观看了当时已经研制成功的基于 IRT 理论的自适应考试模型,收获颇丰。但是跟我们性质最接近的考试项目 TOEFL 的负责人 W 先生,则始终没有安排见面,这是有原因的。我抵达的第一天,刚住下就见到房间里桌子上放着一封邀请函,请我第二天中午午餐时发表半小时非正式讲话,谈谈中国教育考试的现状,在座的有二十来人,我初来乍到,也不认识谁,这次午间“座谈”就这样过去了。负责我在 ETS 活动安排的是华裔高级研究员 S 女士,大约两周以后跟她谈起日程表上怎么没有跟 TOEFL 负责人见面的安排,她说实际上第一天午餐会时,W 先生就在座,总裁给他的指示是:“只准听、不准说”,我一下子就明白了个中原委。直到结束访问前的最后一天上午才由 ETS 方面安排跟 W 先生见了面,我当然只字不提对比考试的事情,只从正面谈了 EPT 考试的内容、能力构成、设计原则等等,强调的是 EPT 包括了写能和 CLOZE 两个部分,而因子分析恰恰证明 EPT 有两个主要因子,比托福考试多一个因子,其中第二个因子就表现在写能和 CLOZE 这两部分,而这正是语言产出能力和综合运用能力。要知道,TOEFL 考试当时没有写能部分,好多年以后才把写能列为选考部分,又隔了好多年,才把写能列为必考部分。而 EPT 和 TOEFL 相关高达 0.89,证明了 EPT 考试的科学性,具有极高的信度和效度,这是在国际学术会议上已经正式报道的。这样的高相关证明 EPT 考试的科学性,如果美国高校普遍承认和采用 EPT 考试成绩,对 ETS 意味着什么将不言自明,这正是让 ETS 心生忌惮、行事谨慎的原因。这些研究都是桂老师独立做的,我只是引用了他的研究成果跟 ETS 的人周旋而已。中国虽然是考试的故乡,教育与心理测量学却是向西方学的,但是桂老师的成功,说明中国的学者有能力开发达到国际标准的、可以与国际接轨的语言测试项目。桂老师的成功说明只有首先把自己的事情做好,人家才尊重你,西方文化尊重的是强者。极为可惜的是,两年以后,当 EPT 已经发展成一个相当成熟的标准化考试、在我国出国留学人员的选拔中已经开始发挥重要作用,并且已经被愈来愈多的美国大学采纳的时候,我国却因为自己的原因,一个行政命令,EPT 就此无疾而终,我国一流学者的几年辛苦,就此付诸东流,这是行政干预考试的突出例子,非常可惜。在成功开发了 EPT 以后,桂老师转而又全身心投入高考英语科目标准化考试的改革试点,如果说 EPT 是小规模考试的话,高考则是大规模高风险考试,考试结果决定学生命运,社会权重极大,往往是社会关注的热点。桂老师带领广外团队很快成功建立了标准化考试的开发模式,第一次在我国大规模考试中采用标准分,使分数解释成为可能,为人才选拔提供了科学的依据。高考英语科目标准化考试改革实施取得极大成功,获得当时国家教育考试主管部门的高度肯定。很快桂老师出版了《标准化考试 - 理论、原则与方法》一书,这本书篇幅不大,在我国教育考试史上却是第一次对标准化考试进行了全面而且深入浅出的介绍,对标准化试卷的设计过程、试题项目分析方法与试题质量控制、以及常模建立、分数等值处理、标准分的计算方法、分数报道方式和分数解释等等进行了详细的叙述,不但确立了教育考试的心理与教育测量学学术属性,而且具有极强的可操作性,其实国内数量众多的考试项目都是可以实施的。 非常可惜的是,桂老师作为我国一流学者呕心沥血建立的高考英语标准化考试的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做法又一次付诸东流,标准分逐步退出高考,使人们误以为标准化考试就是采用多项选择题,似乎只要采用多项选择题就是标准化考试,录取依然按原始分,也不作等值处理,实际上不同科目的原始分相加等于把测量误差叠加,相加以后的分数是什么含义谁也讲不清楚。最后连广东省也取消了标准分,理由是研究课题已经结束。连课题也没有了,无法继续研究,这对我国教育考试与心理测量学的研究与应用无疑是重大损失。桂老师心中的失望可想而知。桂老师对我不止一次说过,幸好他兴趣比较广泛,还有其他可以施展拳脚的地方。“幸好”两字反映了学者的无奈,听了让人心酸。但是,反过来一想,对语言测试来说是不幸,对我国应用语言学领域后来的发展未必不是幸事。标准化考试的学术与技术含量一般人并不理解,运行一个大规模高风险考试需要投入的时间、精力、尤其是需要承受的压力,实在不足为外人道,桂老师幸而没有涉足,否则我国将少了《新编心理语言学》、《应用语言学》、《实验心理语言学纲要》、《中国学生英语学习心理》、《语言学方法论》、《中国学习者英语语料库》…… 一大批鼎力之作,可谓失之东隅收之桑榆。 可以告慰桂老师的是,后来的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的实践,完全遵照桂老师建立的标准化考试的方法与路径,迄今已经运行三十年。桂老师曾经担任第一届和第二届四、六级考试委员会顾问,一直关心与指导四、六级考试的改革和发展。 进入二十一世纪,国际上语言测试研究的重点已经从关注考试的信度、效度、后效等等,转入对制约考试的诸多社会因素的研究,因为正像杨学为所写:“考试内部诸因素的关系,如命题、管理、评分等,是考试的认识论方面的问题;而考试与其外部诸因素的关系,主要是与政治、经济、教育的关系,是考试社会学方面的问题。历史的经验反复证明,认识论方面的问题,会决定考试的质量,而社会学方面的问题,则决定考试的存亡。”于是桂老师开始关注语言测试社会学的研究,对我国社会和教育环境下考试社会性的方方面面进行探讨,深入到考试的起源、作用、定位、兴衰,用系统论观点考察考试与教学的关系、与社会的关系等等,出版了《语言测试社会学》一书,以期引起我国教育界和社会各方面的重视,推动语言测试学科和教育考试学科的发展,使考试结果能更好地服务于教育和人才培养。从长远来看,教育考试作为一门科学的地位一定能够在我国得到确立和发展,桂老师对此坚信不疑,因为考试的开发者与考试的决策者目标是一致的,都是为了保证教育的公平公正。 2015 年初桂老师给我来信,说他正在写一篇关于我国英语教育再思考的文章,已经写了一万多字,考虑到文章过长,杂志难登,准备放在新出的《自选集》里。初稿写好就发给了我,我拜读以后感想万端。桂老师已经八十六高龄,还在殚精竭虑地对我国英语教育作深层次的思考,后来这篇重要论文以理论篇与实践篇分两期刊登在《现代外语》杂志上。“我国英语教育的再思考”一文是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外语教育的深刻反思,文章紧密结合我国英语教育实际,讨论了长期影响我国英语教育的语言学理论基础、英语教育定位、教师发展、社会导向等关键问题,值得我们深思,这些问题我们需要慢慢消化,而文章中的一句话:“实际上‘师德’ 才是决定教学成败的关键”,却值得我们马上认真思考,正像桂老师在给我的信中说的,因为“真正的执行者是教师”。桂老师的一生,无疑就是给我们树立的师德榜样。 数字化对老年人来说是一个考验,各种数字设备层出不穷,数字应用无处不在,学起来并不容易,离开了又诸多不便。有人把跟数字化时代同步成长的年轻人称为数字原住民,上了年纪而又能勉强学会并基本适应的叫做数字移民,而学来学去仍无法适应的叫做数字难民。桂老师不但在老一辈学者中最早使用各种应用软件、最早上网、最早熟悉 SPSS,而且对计算机硬件也非常精通,去广州市里或到香港开会,必定造访数码广场,许多新鲜的数码设备我第一次都是在桂老师那里见识的。喜欢摆弄计算机的人都知道,最重要的一个是运算能力,一个是存储容量。搞语言分析、实证研究,都涉及大数据,今天这些都不是问题,存储容量达到 1T 甚至 2T,如果仍感不足,可以放到云里去。可是在当时,文件只能存放在 CD 片或 DVD 片上,带来带去十分不便,不但速度慢,而且不可靠。一次去造访,桂老师特地赠我一款“固态硬盘”,存储容量之大、存取速度之快,令我喜出望外。他还教我怎样打开机箱、怎样安装,桂老师堪称数字弄潮儿,完全不输年轻人。当然,桂老师使用计算机硬件和软件不是为了玩儿,完全是出于应用语言学研究的必需。可以想见,以他的高龄和文科背景,需要花费多少时间和精力学习和钻研,寻寻觅觅,掌握最新的技术手段。技术服务于研究,数字化技术手段使桂老师的研究如虎添翼,在外语界老一辈学者中恐怕无人能及,这种不畏困难、积极钻研的精神值得同仁们尤其是年轻人好好学习。 桂老师的学术生涯涉猎广泛,仅仅是出于兴趣吗?我觉得不是,我觉得是出于对我国教育事业的责任感,他毅然决定放弃文学,从事应用语言学研究,是因为敏感到改革开放对外语教育的迫切需求,而外语教育历来是经验之学,需要应用语言学的理论指导。桂老师把这门重要学科引进我国,不但引入理论和方法,擘肌分理,理清混沌的思想和观念,而且身体力行,建立起一个个分支学科。李筱菊老师说桂诗春是开山力士,非常准确。桂老师对我国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建设,终其一身,上下求索,孜孜不倦,使人不禁想到盗火的普罗米修斯、移山的愚公、追日的夸父。 在跟桂老师的长期交往中,我发现桂老师不是一个皓首穷经、枯坐冷板凳的干巴巴的学究,而是一个充满生活情趣、幽默风趣的文人。他到上海来,常常给我带些广东小吃,我去广州也带些老城隍庙“名产”,这些都是不值几个钱的东西,但是桂老师和安老师都说喜欢,我很高兴。有时谈话时间长了,到了吃饭时间,就到食堂或者在他家里随便用一点,偶尔也到外面去大快朵颐。他曾经邀我搭乘学校班车(当时还没有私家车)到广州市里品尝“深井烧鹅”,这是一家位于解放路转角上不起眼的小店,这样的小店,“藏在深闺无人识”,不是美食家是找不到的。第一次品尝,广东烧鹅丰腴肥美,完全不输北京烤鸭,桂老师还跟我详细介绍“深井烧鹅”的出典、如何品尝。美食家必善烹调。有一次到桂老师家晤谈,正是秋令时节,午饭时间,桂老师说特地为我准备了广东特有的难得的时令美味,并亲自下厨掌勺,安老师则搬上煲了一夜的老火靓汤,对我来说,佳肴在口,心中是怎样的感受,可想而知。在长期交往的过程中,还发现我们两人都是古典音乐资深发烧友,不但对作品有严格要求,对演绎也有苛刻选择,两人又多了一种共同语言。 最后一次见到桂老师是2015年底,广外举行语言测试国际会议,桂老师和我是大会的两位特邀嘉宾,我提前一天特意在中午前抵达,以便留出下午时间前往拜访多时不见的老友。约好两点钟到他家里,进入广外校园,沿着楼前小河前行,快走到桂老师家的时候,抬头一看,老桂在二楼书房窗口探身向西望着,等我前往,我心中一惊,赶紧加快脚步,桂老师已经走到楼下来接我,让我很是过意不去。移步入室,见到安老师,两位都是身体健康、精神矍铄,我非常欣慰。桂老师依然思想敏锐深刻,可谓洞察一切,使我敬佩。桂老师精神不错,但是身体不如往昔了,行动不大方便。桂老师说连下楼散步也不大去,万一碰到忘我奔跑的天真儿童或者为生计奋斗的快递工的两用车,一跤摔倒,恐怕就爬不起来了。我们聊了好几个小时,一直到会务组派车来接我们参加会议活动。临行前安老师还以名贵的铁皮枫斗相赠,耐心地教我炮制饮用的方法。桂老师还邀我第二天会后一起到市里去再次品尝久违的深井烧鹅。我因为老伴需要照顾,第二天下午就要回上海,品尝烧鹅看来无法成行了,与老桂约定,下次来广州一定去。没想到这一别竟成了永诀,现在人天隔绝,想见面也不可能了,顿生凄凉之感。 愿桂老师在天国安息! (文/杨惠中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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