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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我喜欢安静,有时我喜欢热闹。 有时我喜欢加入人群,有时我喜欢远离他们,独自呆着。 冬天我渴望阳光,夏天我盼望下雪。 春去秋来,不变的是我的学术信仰、志向和兴趣。一直思考着:什么是语用?为什么要研究语用?怎样研究语用?研究语用需要具备哪些素质?谁在研究语用?语用研究的走势如何?存在哪些问题?等等。 我深信“宁静”方可“致远”的道理,努力走向这种境界。 求学、求真的路上,深深领悟到过程决定结果,过程大于结果,远远大于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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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奥托?阿佩尔先验语用学研究   

2017-05-23 23:05:02|  分类: 教育哲学edu phil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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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交往共同体的先验性——卡尔-奥托?阿佩尔先验语用学研究 2017-05-20 李红 丽泽哲学苑 The Glory Way Bandari - Moonlight Bay 编者按:德国哲学家、法兰克福大学荣休教授阿佩尔(Karl-Otto Apel)于2017年5月15日去世,享年95岁。在20世纪语言转向的背景下,他提出了“先验语用学”,并使这种独特的哲学路径发扬光大,重构了“第一哲学”。在此基础上,他和哈贝马斯共同提出了对话伦理学(Discourse Ethics),这是一种认知的、普遍的、形式的、程序的伦理学,是一种超越了基础主义和相对主义的后形而上学的伦理学。阿佩尔在西方学界是一位哲学巨擘,然而在汉语界却是一位被低估了的学者。 语言转向在当代哲学中的影响力体现在,20世纪几乎所有的哲学流派都受到了语言是知识的有效性和可能性的重要条件这一思想的影响。维特根斯坦的“哲学就是意义批判”、“语言界限就是世界界限”的论断,及其后期的语言游戏理论和语法理论等等,这些思想奠定了语言转向的基础,开创了意义理论的先河。其后,维也纳学派的基本理论及其寻求科学语言的意义标准的努力进一步推进了语言哲学的发展。同时,欧陆哲学中体现语言转向的是新康德主义和现象学的转向,这两个转向分别开始于卡西尔的“符号哲学”和海德格尔的语言是“在之家”的思想,伽达默尔的哲学语言诠释学对此作了进一步的发展。在阿佩尔看来,我们不应仅仅局限于语言是描述的可能性和有效性的条件,应该注意到,后期维特根斯坦反对私人语言的论证为我们打开了从交往和社会互动方面思考语言的主体间维度的视野。这种交往和互动哲学可能导致对理论和实践哲学的先验基础的完全转变,也就是说,先验的语言交往概念替换了先验的自我意识。 Karl-Otto Apel 一、语言交往共同体与论证的规范前提 20世纪后半叶以来,以波普尔为代表的批判理性主义以可错论和证伪原则代替了证实原则和对确定性的追求。在德国,以汉斯·阿尔波特为代表的批判理性主义者认为,自亚里士多德以来的哲学传统以直觉或经验的“明见性”为基础寻找令人信服的证明前提,但这种论证前提从根本上来说是值得怀疑的,因为确定的、无需证明的命题只是一种“独断”,以这种命题为前提的证明无疑是从“独断”出发的证明。因此,阿尔波特提出放弃充足理由律而崇尚一种批判的方法,从而以批判理性主义的“批判性检验”原则代替传统理性主义的“终极证明”原则。 阿佩尔从以下几个方面阐明,批判主义原则不能代替终极证明原则。首先,如果只从纯粹逻辑的角度或语形-语义的框架出发,哲学的终极证明就会出现“三难推理”的问题。其次,批判理性主义的可错论原则并不必然导致哲学放弃对确定性和明见性的追求。可错论原则不仅可以应用于逻辑、数学这些形式科学也可以运用到先验哲学中,但这并不表明,先验哲学就不需要确定的明见性,就“可以怀疑一切”。最后,可错论原则可以应用到哲学证明中。的确,哲学论证也需要遵循可错论的原则,因为既使论证中的逻辑推演本身也是可错的,况且还有一些哲学证明不仅仅局限于逻辑推演,但这并不表明,哲学的终极基础证明就要被可错论原则或普遍怀疑的原则所代替。相反,在阿佩尔看来,只有对可错论原则进行一定的限制,它才是有效的和有意义的,也就是说,可错性证明或批判本身得以可能的明见性是应该先天地免于批判的,否则,一种无限制的可错论就会导致一种类似于“说谎者悖论”的自相矛盾。因为,如果可错论原则本身是可错的,那么它就不是可错的了,反之亦然。这样,为了避免无限制的可错论,就需要使得哲学批判和自我批判成为可能的不可批判的先验条件,那么这些免于批判的先验条件是什么呢? 阿佩尔认为,以先验语言游戏为基础的先验语用学为哲学的终极证明提供了方法,因为先验的语言游戏包含了“范畴的明见性”,如果这种范畴的明见性不陷入自相矛盾就不能被怀疑,如果不将其自身设定为前提(窃取论题)就无法通过逻辑推演来证明它。也就是说,这种明见性就是论证的前提,在论证中它总是已经存在和被默认了的。在阿佩尔看来:“人类主体在原则上毕竟能够担负有效性论断的先验主体的功能,只要他或她是不确定(indeifinite)的交往共同体的一员,分享了公共的语言符号意义。”因此,先验语用学包含了主体间有效论证的终极基础,先验论证中的这种“制度”(交往共同体)不是个体可以参与也可以不参与的历史制度,它是所有人类制度的先验的元制度,因为它包含了理性约定的可能性条件,理性的人在自我理解和自我认同时必须成为这种制度中的一员。因此,先验语用学中的理想的交往共同体在坚持可错论的前提下维护了哲学终极论证的合法性,只有在假定了先验语言游戏规则的明见性和主体间有效性的前提下才能进行理性的交往,才能赞同或反驳一个哲学论证。在不陷入语用学矛盾的前提下论证的这种语用学前提不能被质疑或怀疑,它是理性最根本的、可靠的以及绝对的约束性原则,它本身是无需证明的、不可反驳的论证前提。 由此可见,阿佩尔是可错论原则的一个极其重要的例外,沿着先验的路径他认为,一些语用的前提是批判和论证性话语的必不可少前提。因此,在当代哲学中并不是终极证明问题本身走向了消亡,而是在逻辑语形学和语义学的基础上需要补充以先验语用学的维度,它的作用是对主体间有效知识进行反思。因此,一方面,不能只在先天的意识证据的维度上考察康德意义上的“先天综合判断”的主体间有效性,另一方面,也不能只在人类知识的经验层面证明其有效性。可以在言语论证(verbalized arguments)的主体间有效性路径和诉诸于意识证据的理性主义路径之间进行中介化,只要将二者结合起来终极证明就仍然是可能的。但这需要交往共同体的中介作用,“它一方面为命题证明提供了意识证据,另一方面在语言使用过程中将意识证据和命题的经验证据融合在一起”。 “交往共同体中语言不只是工具,而是一种建制(institution)。”在语言交往共同体中,语言使用形成了一种规范的规则,正是这种规则保障了在以言行事行为和以言取效行为中的说话者和听者之间的交往得以可能。因此,交往共同体的基础是语言交往,一方面,语言是交往的中介,另一方面,语言使用使得交往能够达到一致,实际上语言是主体间有效意义的人类建制,因此,只有语言的意义约定为意义的主体间有效性提供了必要的条件,而意义的主体间有效性是真理论断的主体间有效性的必要条件。因此,语言的建制作用在于人通过使用语言具有了普遍真的东西。因此,我们不需要追溯先于语言的本质和渊源,也不需要从语言之外的世界寻求根据,我们所要寻求的普遍性、规范性和客观性就来自于语言本身,语言本身为知识提供了一种建制。 2.语言交往共同体与先验性 (1)语言交往共同体的先验性。通过反思后期维特根斯坦的思想阿佩尔提出了先验语言游戏的概念。在《哲学研究》第23节维特根斯坦对语言游戏作出了如下陈述:“语言游戏”一词的用意在于突出下列的事实,即语言的述说乃是一种活动,或是一种生活形式的一部分。阿佩尔看来,哲学不应该关注那些具体的、多样的、丰富的语言游戏,而应该阐明理想的语言游戏,这种理想的语言游戏表征着所有实际语言游戏的可能性的先验条件。在《哲学的改造》第二卷“先验诠释学的语言概念”一文中,阿佩尔指出,哲学家不仅要将人类的语言游戏看作对客观发生的事实进行经验的描述和观察,而且要将其看作自己可以实践,可以从批评和规范话语的角度进行反思的东西。总之,作为语言批评者的哲学家必须明白,在描述语言游戏的过程中他自己拥有一种特殊的语言游戏,它与所有其他可想象的语言游戏之间保持一种特殊的交往和批判性反思关系。正是由于这种特殊的语言游戏,原则上我们能够和一切不同的,甚至不可比的语言游戏和生活形式进行交往,原则上它能够使所有的语言游戏和生活形式得以可能,也就是说,这种语言游戏是其他语言游戏可能性的条件,它代表了一种理想的规范,是一种理想的范式。 德文版《哲学的改造》 这种理想的语言游戏能够为人类提供遵守规则的指导性范例,可以对各种具体的语言游进行评判,它超越现有的生活形式和语言游戏。正是这种在实际的语言游戏中还没有被认识到的理想的语言游戏可以被与事实相反地(conterfactually)预设为理解人类生活形式的可能性和有效性的条件,它以一种隐含的形式被预设在所有有意义的人类行为中,它以一种明确的形式被预设在有效的哲学论证中,“我将这种理想的语言游戏称为先验的语言游戏,它也可以为维特根斯坦的私人语言不可能性论断作辩护,它在普遍或先验的语言交往语用学的意义上和人类的交往能力思想相一致”。在阿佩尔看来,理想的“语言交往共同体”是先验语言游戏的解释主体,那么,究竟理想的语言交往共同体是一个要达到的目标,还是一个判断实际认知的规范?阿佩尔认为,它首先是一种知识的规范,其次它也是一个目标,“正是由于它是一种规范的思想所以它也是一个目标,但却是一个从来无法达到的目标”。因此,理想的语言交往共同体是一个假定,它体现了一种元规范,即理想的语言交往共同体的所有成员都拥有平等的权利和共同的责任,但理想的交往共同体观念本身是一个理想而不是一种规范。 (2)从历史人类学角度对语言交往共同体的先验性的辩护。阿佩尔认为,先验语言游戏中的规范维度是语词意义的先验条件。但是,在不同的语形-语义系统或各种深层语法形式之间是否能就语词使用的规则达成一致呢?语言交往共同体的这种先验性是否能够成为普遍必然性知识的必要条件呢?面对相对主义的责难,“阿佩尔将先验性的希望寄托在语用学方面,也就是在语用学和先验性之间建立一种令人信服的关联性”。问题是,哲学史上的语用学和先验性似乎是两个相互矛盾的范畴,前者是经验性的而后者属于先验的范畴,因此,从语用学和先验性的任何一个维度进行分析,都不能将二者合理地结合起来,阿佩尔也清楚地意识到,对语言的语用学方面的探讨并不能够必然地推导出先验性的存在,也就是说,无论如何强调语言的语用维度的重要性,也不能从其中推导出任何与此相关的先验事态。但是,他认为,“正是交往的先验性使得约定合理性成为可能,因为没有其他的交往能够给予这种理性约定的可能性”。既便如此,也很难说交往共同体中的语言是保障知识可能性的先验条件。当然,我们必须使用语言来达成理解,只有在使用语言的过程中才能达成人与人之间的理解,因此语言是主体间理解的一个必需建制,但这也不能证明语用学能够提供某种先验性。基于以上考虑,阿佩尔试图从历史人类学的角度对语言交往共同体如何将先验性和语用学结合起来给予辩护。 阿佩尔从历史人类学的角度论证,先验语言游戏中由语言之间的交往而形成的交往共同体是语词意义的先验条件。人与人之间沟通的可能性和知识有效性的真正条件是先验语言游戏,而后者的实在基础就在于人类生活的基本事实中。在他看来,今天和数千年前一样,在不同的语言系统中存在着不同的甚至不可通约的“内在形式”或“语形-语义结构”的差异,语言游戏或社会文化生活形式之间的这种不可通约的差异尤其是研究原始文化的专家们所强调的,但这种差异随着现代文明的发展不再是不可通约的了。生活形式或语言游戏的多样性并没有消失,但它为科学技术的语言游戏所控制,尽管科学技术有其复杂性和多面性,但无疑它促进了生活形式的统一。在这样的前提下,人类语言的语义构成尽管还保留着体系结构的多样性,但显然,它也要使自己适应在科学技术的语言游戏层面所进行的统一化过程。 因此,从人类文明史中得出的最重要的结论是,在语形-语义的语言体系和语义-语用的语言游戏之间既要进行区分又要保持辩证的中介。语言体系尤其是根据人工建构的范式而形成的理想化的语言体系可能是形成概念的不可通约的条件,而对于实际交往或社会互动中的语言游戏,情形则完全不同。换言之,“在乔姆斯基意义上的语言(语法或语义)能力层面,试图综合产生语言的不同方式,这显然是不可能和毫无意义的,但是在交往能力(它不仅依赖于语言能力的实施,而且依赖于语用的普遍性)的层面,试图在不同语言共同体的成员之间达成更好的理解,这绝不是不合理的”。而且,在语用维度交往的历史进步甚至会影响语言的语义构成,尽管这种语义构成依赖于不同的体系结构。 在交往能力的层面,不同体系的语言之所以可以互相理解的原因在于,自然语言的结构不同于人工语言系统的形式或结构,因此,对于自然语言来说,一方面,由于“内在形式”的塑造,长期以来自然语言形成了独特的语言使用、社会互动和世界解释体系,而另一方面,在语言使用的语用维度,成功的交往效果使得语言的语义系统结构发生改变。沿着黑格尔和洪堡的思路,这种双重影响可以被解释为“主观精神”和其异化对象“客观精神”之间的历史-辩证的互动。在当前的历史时代,人的交往能力摆脱了由语言体系的制度化所造成的对象化和异化而重返家园。这样就可以理解为什么说通过交往能力尤其是对语言体系结构和语用普遍性的内在反思能力的发展,就可以克服所谓的系统结构的不可通约性。 3.语言交往共同体的先验性之争。 显然,阿佩尔从后期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理论中获得了一种语用学路径的启示,他对语言活动中的语用维度具有无限的先验寄托,并且从人类历史学的角度为这种先验性进行了辩护。在此,先验语用学的目的在于将古典康德式的以理性自明性为基础的先验哲学转变为以理想的语言交往共同体为基础的先验哲学。 在此需要明确的是,从康德哲学的先验性到阿佩尔先验语用学的先验性概念的演变,是一种从先天的先验性到在先的先验性的转变。在康德那里,先验即先于经验,是理性主体的一种先天的关于认识方式的知识,它是认识论的终极基础,能够说明认识的合理性和有效性。也就是说这种先验性是给定的,而不是生成的。在分析哲学和诠释学传统中,就先验性问题分别形成了以皮尔士为代表的经验语用学的先验论和以狄尔泰为代表的以语言为中介的交往的先验论。在这样的背景下,以阿佩尔和哈贝马斯为代表提出了语言交往共同体基础上的交往的先验论,通过语言交往共同体而形成的规范性对于认知个体来说具有一种先验的作用,因此,这是交往理性基础上的先验性,是建立在皮尔士的实用主义基础上的一种先验实用主义,可以说阿佩尔的理论是对康德的先验路径的一种皮尔士式的翻版,“我力图重构人类论证和逻辑可能性和有效性的伦理学前提。这种尝试不同于康德的古典先验哲学,因为它不再在‘对象意识和自我意识的统一’中也就是以‘方法论的唯我论’方式寻求‘极点’——先验反思的出发点,而是在意义理解和真理一致方面的‘解释的主体间统一’中寻求‘极点’。在原则上由参与论证的成员组成的不确定的共同体可以达到这种解释的统一。从这个角度来看,我的尝试可以被看作是对先验哲学的一种改造”。由此可见,阿佩尔这里所说的先验性是来自语言交往共同体的,能够保障知识的有效性的一种在先的先验性。它是在自我反思的层面由不确定的语言交往共同体的作用而产生的,这不同于皮尔士和狄尔泰的先验性概念,后者没有看到人类语言交往中的先验结构,因此没有给出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之间的根本性的统一。 康德的先验哲学试图将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结合起来,尽管最终他只证明了理论理性本身的局限性,但他认为理性认识在科学面前应有自己的独立性,而且理性能够赋予科学知识的合法性。同时,康德哲学也是一种主客体对立的哲学形态,这种先验的主客体关系为先验哲学和经验科学进行了划界,因此,他面临着经验和先验之间的二元问题,即先验自我和经验自我之间的统一,物自体与现象界之间的统一问题。康德之后的哲学对这个问题有两种不同的解决方式,一是德国观念论的路径,黑格尔将自我的辩证运动绝对化,从先验自我意识的自我实现来理解历史和自然界的起源。因此经验科学不再能够从理性认识中得到合法性的辩护,在这个意义上,它没有继续康德孜孜以求地通过寻求科学知识的可能性条件,从而将经验科学和先验认识结合起来的思想,而是回归了独断的形而上学。二是实证主义的路径,实证主义者抛弃了康德的先验主体及先验问题,将经验主义的客观性绝对化,坚信科学主义或唯科学论,不再把科学理解为一种科学的认识形式,而是把认识和科学等同看待,它不再讨论认识如何可能的条件问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又倒退到了康德的认识论反思之前的阶段,形成了一种纯粹方法论的绝对主义。因此,这两种路径最终都抛弃了康德在经验科学和哲学的客观有效性之间的划界和综合,而仅仅局限于从某一维度进行探讨,从而导致了或者绝对唯心主义的还原论或者科学自然主义的还原论。在阿佩尔看来,我们应该保留康德在经验科学和哲学之间的划界思想,并对康德的先验哲学进行一种符号学的改造,这种改造将保留与各种经验研究相关的先验哲学的规范性在方法论上的优先性。 Heidelberg:黑格尔、伽达默尔、阿佩尔、哈贝马斯等哲学家生活工作的地方。 因此,阿佩尔的先验语用学从自我反思的层面重新思考科学的可能性条件问题,试图将科学和认识结合起来。不过与康德不同的是,他不再是诉诸于纯粹理性的作用,而是通过交往理性将二者结合起来的,因此,先验语用学也就是以语言交往的共同体概念代替康德的先验主体概念,这种语言交往共同体并不是一种经验的文化共同体,并不仅仅根据习惯和传统制定文化的规范,这种“理想”的共同体表达了“不同的民族、阶级、语言游戏和生活形式”。在此,阿佩尔并不是在寻求一种理性的一致,即纯粹理性和实践理性之间的一致,而是扩展了理性的标准。 可见,阿佩尔的先验哲学不同于从康德到胡塞尔的先验意识,而是语言学-诠释学转向之后的一种新的先验哲学,这种哲学形态在终极基础的先天论断方面进行了更多的限制和更彻底的转变。就对古典先验论的先天论断进行限制而言,阿佩尔遵循的是皮尔士以“实用主义”对康德哲学的改造。这就意味着,他要抛弃那些范畴框架的构造性的先天性,至少也要把它们相对化,这是为了有利于“逻辑法则之有效性”的先验语用学基础,特别是“综合推理”和“符号解释”步骤之有效性的先验语用学基础,而这些步骤的目标是在“不确定的研究者共同体”中达成最终的共识。因此,通过对论证前提的先验语用学反思,一种新型的“第一哲学”就成为可能了,它的核心并不是要包含任何可错的假设,而是包含了可错假设的不可反驳的条件。 来源:《自然辩证法研究》2004年第1期,第41-45页。 「simple living,noble thinking」 -丽泽哲学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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