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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有时我喜欢安静,有时我喜欢热闹。 有时我喜欢加入人群,有时我喜欢远离他们,独自呆着。 冬天我渴望阳光,夏天我盼望下雪。 春去秋来,不变的是我的学术信仰、志向和兴趣。一直思考着:什么是语用?为什么要研究语用?怎样研究语用?研究语用需要具备哪些素质?谁在研究语用?语用研究的走势如何?存在哪些问题?等等。 我深信“宁静”方可“致远”的道理,努力走向这种境界。 求学、求真的路上,深深领悟到过程决定结果,过程大于结果,远远大于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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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理科生为什么去德国留学   

2017-07-02 17:17:43|  分类: 教育哲学edu phil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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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缪尔·谢尔登:我们的理科生为什么去德国留学(1889) 2017-07-02 Samuel Sheldon 博士生培养 杨瑞(北京大学教育学院硕士生)译、沈文钦校 背景材料:从1810年代开始,美国即开始有学生赴德留学,1850年代后,留学德国成为热潮,1820-1920年,美国在德国留学的学生多达9000人。1895-96年是留德高峰期,当年有517名美国人在德国大学注册。从19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留学德国的美国学生人数逐年下降。其主要的原因在于美国人认为他们的高等教育质量在迅速上升,而德国的高等教育质量在下降。 (图:Samuel Sheldon) 每年有150多名美国学生在德国的大学攻读研究生学位,这一事实非常重要。而且这一问题非常值得深究——为什么他们更愿意去国外学习,而不是选择国内的高等学府。毫无疑问,每个人都受到各种原因的影响,但在这所有情况下必然有一些一般性的原因。 金钱或许是一个很重要的附属原因。一个人在哈佛、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和康奈尔大学中两年的花销与其在德国大学学习三年的花销相持平。并且,这些费用还涵盖了去德国的旅行费用,这也成为一大优势。除此之外,留学还有一个优势,置身于留学人群之中,掌握德语会容易得多,但这并不是主要动因,事实上,仅仅是因为他们在德国学习过,或者他们在德国获得了学位,许多人在回国后才能确保获得一个好的职位。这种信心似乎是导致这种迁移的根本原因。为什么那些掌握人事大权的教育家和校董会如此青睐留德的毕业生?答案必须是他们受过更好的教育,而且德国的大学系统比我们的好。如果是这样的话,便值得我们深思——应该采取措施来补救,如何改进我们的方法。如果不能超过德国的话,至少要与德国的做法相一致。 德国人拥有更多的优秀学者,这一点可以通过大量的科学期刊文献得以证实。德国每个月在Wiedemann物理年报和德国化学协会的年报上发表的成果,比美国一年的还要多。此外,平均而言,德国学者的科研发表物学术性更强,和美国的科学研究相比,德国的科学工作更加精确、严谨。现在,我们最重要的教育家们普遍承认,真正的学术必须基于原创性工作。在我们较大的机构中,如果毕业生学业表现较佳,我们就会立即着手对其进行考察。从这些人取得的最终成就来看,通过进行原创性工作,他们的收获要比仅仅通过阅读学习多得多。这种学习模式取得了很大的成功,现在,即便哈佛法学院也追求以一种尽可能与原创研究相类似的研讨班教学方法。 然而,大量的德国文献并非出自少数人之手。学生和教授都有贡献,虽然在很多情况下因为文献自身价值招致批评,但是出版商却具有足够的能力,从差的文献中挑选出所有具有科学价值的好的文献。然而,在美国,很少有人被要求在科学上取得进步。在物理系中,只有六个人的贡献突出。并且,只要我们的教授仍是教师,这一数字就必然会一直很小。如果教授必须指导学生背诵教材,必须准备并进行示范实验,并且必须继续将知识传授给学生——就像随时准备吸水的海绵一样,那么他们投入研究的时间一定是有限的。在这六位杰出的美国物理学家中,有四位在大学里,他们以德国的体系为目标,另外两位则在政府工作。 如果我们想与德国在科学领域竞争,我们必须采取某种体制。在这种体制下,不仅要给学生传授已有的知识,还要教会学生可能被发现的知识,并且要教授学生如何寻找后者。这一体制同时还会给予教授时间进行私人工作。这些目标在德国的教育系统下得以实现,德国的系统大体上如下:在入学之前,学生必须通过一个严格的大学预科考试。获得录取证书表明他已经深谙普通的、基本的科目,最重要的是他知道了如何进行学习。我们假定并且期望他早已度过了那个在学习前必须对其进行讲解的阶段,现在他会就某一方向的指引,从各种资源中获取额外的知识。其在大学期间的全部课程均是基于这一假定与期盼。他们希望学生在大学期间参与不同院系的各种涉及学科内容讲解的描述性课程,但是不要求学生进行记诵或通过考试,不会迫使学生参与这些课程,事实上他们甚至可以完全不参与。然而,只有一件事是必须的,在学位考试时,他必须了解与之相关的大部分话题。这样一种自由产生了令人惊异的效果——学生会做大量的工作。担心无法通过这仅有的考试,学生对于老师示意的科目进行深入彻底的学习。例如,不久之前,一位德国物理系学生,听到他的教授高度评价麦克斯韦的《电学论》后便买了这本著作,并且随即告诉教授说他打算在复活节期间读完这本书。教授对此进行了阻止,因为即便是马克斯韦尔本人也无法在那样短的时间内便读完这本书。 事实上,并不是所有的学生都有如此热忱。因为不管是在德国,还是在美国总有这样的学生,并非怀揣求知的目的而进入大学——社团学生。他们的主要目标是尽可能地喝酒,以及在他们拙劣的剑术下尽可能地毁坏自己的脸。飞页(德国非政治性周刊)中有这样一则笑话,一个社团学生对着他的酒友说“谁能像我一样悲惨”,“怎么了?”,“我昨天去考试,但是凭什么让我在第一次尝试时就得通过考试?”。还有,一位在柏林的外地人,向一个大学生打听去大学的路,大学生回答“先生,很抱歉帮不了你,因为我就是大学生”。这些学生的性格特征显然被夸大了,而且任何教育体制中都存在这样的学生,因此他们的存在并不能表明德国的教育体制很糟糕。 除了听描述性课程,(为最后学位考试)做相应准备之外,理科生还去实验室。进实验室的目的是使大学生熟悉在前沿工作中所使用的工序。如果他的专业是物理,那么他需要了解测量;化学,定量与定性分析;动物学,解剖;地理,考察岩石。对于这些理科生而言,实验室是其课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进入实验室,学生们首先与教师建立起联系,之后教师们渐渐了解学生们各自不同的特点。在这里,学生们从老师身上吸取知识,通过这一过程,学生的才华会被挖掘出来——如果他们有的话。 大多数德国实验室的吸引力,他们的系统和他们的便利,对于这个阶段对学生有很大的影响。这一切会使学生对于某门学科所持的那么一丁点儿好感成长为巨大的热情。一个小男孩第一次看到阅兵的时候,他想成为一名士兵;他第一次去海港的时候,他渴望破浪远航; 在听那些商旅讲述轶事时,他渴望一种波西米亚式的生活。学生不过是大点的小男孩,他曾经疯狂的痴迷现在变成了一种优雅的热情。 在这样的方式中,两三年之后学生们掌握了前辈们所使用的方法,熟知了大量现象和法则,并准备认真地进行一些原创性研究。现在,他的时间几乎完全被实验室所占据。他与他所在科系的负责人保持紧密的交往,受到他的照顾,并接受来自他的宝贵的建议。他听到的少有的几堂课都是关于前沿理论的。他可能成为某个学科领域的成员,就感兴趣的话题进行讨论。这可能是在研讨会中,讨论的主题可能就是当前文献的摘要。这使他能够了解他的同事在做什么。此外,在实验室里,他遇见了各个年龄段的人,每一个人都在努力拓宽人类地知识领域,在这种氛围的影响下,即便最懒惰的人也会勤勉工作。 他的研究一旦完成并发表,他就准备通过考试并获得学位。但这与他所期望的有多大的不同!在他的课程开始的时候,很难记住的东西现在对他只是常识。通过一种真正的研究方法,他获得了一种概括与理解的能力,使他能够通过书籍、章节、段落、章节和个别现象来把握他的话题。。 造成这样一种结果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当然其中也有许多是微不足道的。开始时进行多样化阅读时必须明确教导学生,10本关于物理的教科书不是10本新的有待去理解的书,而是以10种不同的方法对同样的问题进行处理。要协调这些方法需要一个单独的系统。 实验室工作所需的准确性要求对所有的影响现象有所了解,在纠正错误之前,必须确定最终原因或相关因素。 大量认真的学生所具有的热情能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事实上,不仅一旦获得便不允许失去,而且每个人都有一些简单的方法来记住一些困难的事项。通过浏览和使之押韵的方式,一位充满诗意的朋友记住了一个包含15个术语的、困难的数学公式。另一个人记住了电流产生的热量与电流强度的平方成正比。因为,如果与一次方成正比的话,当电流的方向发生变化时,电流的方向就会是负的,或者是冷的。 教师的优势是最重要的因素。德国编外讲师制度的设立可以有效防止教授“固化”。任何学生只要有一定程度的学识,就可以在他其院系中教授任何课程。他并不向大学索要报酬,但如果他能成功获得听众,他就有权获得所有的听课费。如果他是一位优秀的讲师,那么出席的人就会增加,而教授也会失去相应数量的学生。如此,教授们不仅会失去学生的学费,而且很快便不会不再受欢迎,而编外讲师则以公平的方式获得教授职位。因此,始终存在一种学术上的竞争,而教授们则迫使自己不断学习。在巴伐利亚大学有一位数学教授,三个学期以来没有一个学生。所有应该听他讲课的学生都更喜欢另外一位年轻编外教师的课。几乎所有现在的教授都经历了这样一个锻炼的过程。 从之前的情况看,德国和美国的系统之间的差异很少,而且容易被忽视。首先,德国学生很适应大学;其次,他们需要独立研究;第三,他们在实验室的工作时间更长、更精确;最后,教授能够做本职工作,这对于激励学生克服困难、继续前行起到了重要作用。 我相信,在适应问题上美国一流大学的学生与德国学生一样。(在此需要提出的是——那种常见的一种异议并不成立——德国文理中学的毕业生只能与我们的大学二年级学生进行比较,因为这两个国家的大一新生的平均年龄都是一样的,而且开明的教育家在实践中表明了他们的观点:当一个学生离开合适的学校时,他已经为大学做好了准备,而不是为学院。) 平均来看,美国大学的实验室工作很少。除了化学,小一些的学院在大多数科目上完全不会用到实验室。一流的大学每年都在引进越来越多的实验室,哈佛大学最近也将一门实验课程列为被物理学专业录取的要求。在化学系,这一变化趋势最为显著。二十年前,在学院中几乎找不到一名参与过定量分析课程的毕业生。现在哈佛大学的化学课程和大多数德国大学一样。 不过,我们最主要比较的应该是研究生课程,因为几乎所有的留德学生都属于研究生。教授和实验室环境是主要因素。教授们除非继续从事原始研究,否则无法给予足够的帮助。实验室则必须有充足的仪器、材料和标本。目前,几乎每个科系都缺少一些重要的部分。例如,物理柜堆积着演示仪器,而从事定量工作的学生必须制造所需的一切东西。 美国学生似乎比德国学生更有能力。但是,典型的美国人却极为草率,这一他们的优点荡然无存。美国人太急于控制他可能获得的任何结果,很难好好设计一个恰当的实验去证明先前的理论;很容易草率地忽略一些细微的影响因素。同时,他们又很容易被最初的困难所击垮,缺乏西方幽默家所说的“坚持”。最后,他们几乎无一例外地表现出他们作为“美国佬”的真实特征——试图为望远镜寻找最大可能的目标,而忽略了目镜后面的大脑才是最重要的东西。 但是,当他们去德国的时候,他们纠正了自己的过错。人们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这些过错甚至不允许出现在自己的国家。每一所重要的院校都迅速地在化学领域采用德国的体制,并且最终在所有的科系中也必须这样做。 原文出处:SamuelSheldon, "Why Our Science Students Go to Germany," Atlantic Monthly,1889, 62:463-466; 作者:SamuelSheldon(1862-1920),美国科学家,1888年在德国维尔茨堡大学获博士学位。 Views 443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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